音乐与哲学的名言名句 [音乐与哲学]
时间：2019-01-15 03:4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通过原始宗教哲学与音乐的联姻渊源，阐述音乐自古以来就与哲学密切联系的事实。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在音乐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东方儒学与西方哲学、神学对音乐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音乐的形成;儒学;西方哲学
一、原始的宗教哲学与音乐的联姻
原始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就是萌芽状态的巫术――原始宗教，那是当时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唯一信仰，也是最具权威诠释一切的最早哲学理论。面对大自然难以预测的千变万化，让人们萌生千奇百怪的冥思遐想：波涛汹涌的激流恶浪，电闪雷鸣的浩瀚苍穹，荒原野林燃起的熊熊烈火，莫名其妙降临的灾难和病痛，都让人们产生惊恐与敬畏的神秘感，逐渐产生了一种“物活感”的宗教观念――万物有灵，这便是蒙昧的泛神论思想，促使人们对一些自然物和幻想的神灵顶礼膜拜，以求赐予佑护。
原始人最关心的事有三件：食物、繁殖和死亡。人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与此有关，并有实用的意义，他们从事的原始歌舞和岩洞壁画都是围绕这一目的的。所谓原始歌舞，其实是简单的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勉强凑成的艺术形式，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物质条件简陋所必然形成的艺术现象。其中，音乐除了人声喊唱就是敲打石器，奏出助兴的简单节拍。这并非是在自娱娱人，而有更重要的实用价值，那就是敬神，用于狩猎之前的祭祀仪式。“太古时代每逢遇到地震天灾或遭到猛兽侵袭，以及外出进行狩猎活动，人们本能地产生祈求神明的心情。因此，在祭神的仪式中使用音乐是最恰当不过的事。”�①�那时的歌舞表现的内容都是与觅食对象有关，即如何捕捉野牛、野兽，舞姿就是模仿野牛的动作，人们天真地幻想这样便能招来野牛以便捕捉。人类学家曾深入考察并有所记载：“不久之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了近似原始部落的族群，他们从事与旧石器时代酷似的生活方式，以狩猎和捕鱼为主。有时跳舞，姿态动作是模仿野牛的拟兽舞。”�②�跳舞时嘴里还唱赞扬神灵的颂歌，歌词可能非常简单，但声调激越高亢，节奏强劲有力，充满企盼神明恩赐的迫切情感，这时音乐发挥了最大的功能效应，成为原始宗教的有力依托。
原始宗教是人类进化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首先，推动了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由具体表像向抽象深化的不断进行，促进了人类大脑器官的逐渐进化，进而产生了质的飞跃。其次，为进行祭祀活动，人们频繁进行歌舞仪式和岩画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原始艺术的积极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原始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音乐从此便与原始宗教的哲学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配合宗教哲学阐释人与神的依存关系。庄严悠扬的祭祀音乐便成为宗教的不变的传统形式了，不论是古老的萨满教，还是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以及东方的佛教、道教都再也离不开音乐的咏唱和颂扬了。
二、儒学与先秦哲学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中国民族音乐从产生至今已有8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地区考古发掘出18只骨笛，有7孔和8孔两种，经科学验证为8 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其后，又陆续出土殷商时代石制的乐器“磬”和球状乐器“埙”，这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民族乐器的演奏活动就已比较发达了。我国民族音乐虽然历史悠久，但在音乐理论的研究和建制上却开展得不够，没有建立起完整规范的音乐体制，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诸如音乐发展史、作曲理论、音乐家史略等。在古代人们习惯将“乐”称为六经之一，《庄子•天运》：“（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实际上“乐本无经”，原来也只是附于诗经可唱的一种乐谱。因此后来《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的《六艺略》只注明易、书、礼、诗、春秋各为若干卷，而未将“乐”纳入经类。后来，有关“乐”的资料也完全失传了，古文家认为是秦始皇焚书时烧毁了。于是，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就只能参照孔子修订的《礼记》其中《乐记篇》等有关资料。故此，号称儒家经典的《礼记》便成为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了。
美妙的音乐来源于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是人类长期反复遴选、提炼的天才创造，尽情展示了人类精神文化的本质，也是由浩瀚宇宙振动波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自然观认为“气”是宇宙的物质构成，阴阳、五行则是这种自然观的中心概念，处于一种核心地位，一切都依此而运行。音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宇宙运行之中音乐有着促进天地万物生命力的伟大作用。在儒家《礼记》的《乐记•乐礼篇》中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初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③�在这段话里儒家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积极作用，认为天地的和谐秩序、大自然四季更迭的顺延变化，都源于音乐调配的结果。在《乐记•乐情篇》又说：“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则乐之道归焉耳。”�④�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与地自动的结合，阴阳得宜的融配，以抚养充实着世间万物的生命力，……这一切都归功于音乐的功能呀。”从上面《乐记》中的两段话表明儒家学说已将音乐提升到极高的文化地位。
中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其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中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处于核心的地位，成为西方各国精神世界的主宰。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宗教的权威地位和说教功能却由理性的哲学所替代，主要体现在儒家学说所弘扬的创进不息的人生精神。与西方神学消极避世的观点相反，儒家历来主张创造性的人生态度，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认为人与宇宙应持有一种根源感，宇宙是一派刚建的大化流行，人也应该依此而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核心是“仁”，《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仁”便是以人为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概括来说便是“仁者爱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特别提倡德治教化，主张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来提高人的思想品德，其中教育手段之一便是音乐熏陶。孔子精通音律，爱好古琴。孔子曾谈到音乐的品位问题，他认为韶乐那样的音乐尽善亦尽美，而武王的音乐虽尽美而不尽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他认为武王音乐虽然形式、技巧很美，但内容却空洞浮泛，言外之意是影响了音乐的格调与品位。这种评论恐怕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述，孔子将音乐的美与善联系在一起，即艺术的真善美相结合才是理想的音乐。
孔子非常称赞音乐的愉悦功能与情感陶冶相结合的做法，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做人不能无乐。”认为音乐能使人在感情上产生共鸣，通过感情共鸣这条渠道达到陶冶情操的教育目的，所以在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音乐文化（或言琴、棋、书、画）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贤达修养品德、提高气质的主课，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发展的价值取向。这是与孔子倡导的人本精神相联系的。
中国民族音乐属于单音音乐，以旋律为主，富于歌唱性，音色纯正单一，不枝不蔓，追求绵延而悠远的意境，给人以平面流动的线条美。讲究乐器弹奏过程能充分表现理性精神与哲学沉思的一致，要技巧高超，指法繁复。如古琴弹奏左手触琴运指：吟、猱、绰、注、上、下、进、复，使琴声传出滑动曲折、微妙变化的优美之声。飘荡的琴声可轻可重、可急可缓，让人感到琴声可滑可涩、可流可塞、可刚可柔、可扬可抑，变化无穷，将人引入迁想妙得的幽邃境界。古琴弹奏已成为文人骚客、才子淑女的雅兴，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魏晋嵇康等一大批著名士大夫琴家到明清朱权、陈星源等倾心独奏的琴家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体验古琴弹奏与淡泊之心、超然之志的契合，从而获得特殊的文化意义。嵇康曾诗曰：“目送归鸿，手拂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就是对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尤其是民族音乐含有一种深藏若虚的无言之美，当琴声由宏壮急促转为低微直至无声的时候，使人能感到一种沉默渊穆的悄然愉悦，这也就是文人墨客最为赏心怡然的审美享受。白居易在《琵琶行》曾形象的描绘琴声暂停的情景：“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听众依然沉醉在无言之美的神思冥想之中，于是“东船西舫悄无声，唯见江心秋月白”。形成了无比绝妙的审美意境。
从春秋到战国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音乐已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既创立了七音阶体裁格式，也创立了五音阶的体制。因五音阶体制与中国哲学的五行相合，故此地位较高备受推崇，可见哲学对民族音乐的牵掣。在哲学之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对音乐的影响最为深切。所谓中庸，概括即为贵和谐、尚中道，不趋极端。《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其意是不做过头之事，要适可而止。中庸之道有着重和去同的可贵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然而，也有着重实求稳的农业文化心态，缺乏锐意突破窠臼的创新激情，致使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迟缓，未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庞大完整的体系，而是依附于各个文化领域，以游散的方式发挥着各种功能。诸如专门用于祭祀宗庙大典和宗教活动的仪式音乐；专供皇室帝王消遣享乐的宫廷舞乐（如曾侯乙墓的编钟音乐、唐代霓裳羽衣曲等）；最为宝贵的当然是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这是民族音乐中最有价值的精华，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民歌小调、陕北腰鼓、山西锣鼓、东北大秧歌等，充满粗犷的阳刚之气，富有永恒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三、西方哲学与神学塑造的西方音乐个性
关于音乐的起源西方理论界有三种说法。1.模仿鸟鸣的观点：这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于1871年在《人类起源》中提出的观点，认为音乐的产生是远古人类模仿鸟鸣，其后逐渐发展的结果。2.劳动与节奏的运用：1891年社会学家彪黑尔在《劳力与节奏》一书中提出“当人们劳动工作时，为减轻因消耗体力而产生的疲劳，呼出有节奏的呼喊，后来演变为古老的原始音乐。”3.语言扩展学说：1857年英国哲学家史宾塞尔在《音乐的起源与功能》一书中，提出音乐来源于人类精力过剩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类智力发达，在语言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情感时，于是用音乐的歌曲作以补充。然而关于音乐的本质，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学者就已有所探讨和研究，这便是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年）的科研成果和理论观点在历史上的影响很大，他最先提出了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他是将一般概念的“数”引入哲学研究的，提出著名的格言“凡物皆数”，即“一切现存的事物最终都可归结为数的关系。”他将这种数的关系也应用于音乐理论和声学，认为数量能够形成声音的音量、力度和节奏的比例关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音乐的美也是依靠音程之间的数量关系。他用一种单弦乐器来解释音乐的纯律理论，根据弦的长度，以一比二作为完全八度，以二比三作为完全五度，用数量关系对一切音程的美作以计算和诠释。这些事例说明西方音乐从产生伊始就充满数学的精确理念，并带有逻辑化与系统化的理性形式，致使西方音乐理论与体制得以向精细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逐渐形成拥有记谱法、对位法、和声和弦以及复调格式等的专业体系。
在西方音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基督教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基督教，就不能想像中世纪的音乐，而今日的欧洲音乐也将会成为完全另一种面貌。”�⑤�基督教是由古老的巴比伦犹太教发展而来的，是由牧民、农民组成的，主张平等自由，反抗罗马侵略者的统治和犹太贵族阶层的压迫。后来被罗马统治者利用，封为国教，蜕变为封建制度的帮凶。�⑥�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基督教是一把双刃剑。出于反动的禁锢人性的教义规定，基督教严厉禁绝扼杀了表现世俗生活的绘画和人体雕塑艺术。然而，另一方面却又积极推动了音乐与建筑艺术的发展。为了广泛开展宗教活动，欧洲遍地都修建宏伟宽敞的教堂，公元532―537年于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修建的拜占庭风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于巴黎修建的哥特式风格的巴黎圣母院都是突出的典型代表，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音乐具有强烈抒情的艺术特点，善于启发人的想像而富有神秘性，故此更引起基督教的青睐。犹太教原是最重视音乐的宗教，基督教继承这一传统，大力普及与发展宗教音乐。具有音乐才能的基督教传教士钻研并制定了最初的音乐体制和乐谱，随之开创了复调音乐的形式并完成了对位法、奠定了西方立体的多音音乐和基础。最初印制乐谱是教会为发给唱诗班作弥撒用的。键盘乐器的兴起始于公元8世纪，最初是为了便于指导歌唱圣经，后来逐渐用于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西方最早的著名音乐家便是基督教米兰大主教圣•安普罗修斯（340―397），“他在任职期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能，创作了教会音乐享有盛名的赞歌《神啊，崇拜你！》，至今仍是天主教会重要的典礼音乐。安普罗修斯在教会音乐中的主要功绩是：收集了在教会音乐中所唱的歌曲，编成《安普罗修斯圣咏》（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许多作品）；并为教会音乐制定了由七音组成的四种教会调式音阶和创造了对唱的形式。”�⑦�在基督教精神的土壤上也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音乐家，千百年来他们用音乐作品歌颂基督、颂扬耶稣，诸如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斯克里亚宾的《吉利弥撒曲》、罗西尼和勃拉姆斯的经文歌，古诺的《圣母颂》、柏辽兹和威尔第的《安魂曲》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西方音乐已经成为宣扬基督精神最得力的艺术载体了。
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体系是西方中世纪一千多年期间最具权威性的社会哲学，这种宗教哲学不仅牢牢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制约影响着音乐艺术。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上帝创世说”、“灵魂不朽说”、“来世极应说”等，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全智、全能、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唯一真神。长期以来，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成为西方音乐的精神主宰。直到16世纪西欧各国陆续展开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思想，批判并摆脱了教会神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西方音乐和其他文化艺术才逐渐走上了自由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⑤⑦日本•属成启.音乐史话.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5.19.22.
②陈兆复.外国岩画发展史.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8.
③④吉联抗译注.乐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34
⑥金佩林.基督新教史.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