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重塑_教育技术研究

　　【摘要】“人的形象”是人基于对自身的观念性认知而形成的图示概括，它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时代意义。文章对其进行了“解构”和“建构”的完整研究。教育技术学研究传统中“人的形象”主要包括“技术人”，“理性人”和“经济人”，文章在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和揭示其理论不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由“文化人”，“游戏人”和“信息人”为主体构成的“人的形象”，并就其合理性进行阐释，以期能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人性论指导。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人的形象；“文化人”；“游戏人”；“信息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4―0030―05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极具特色的新兴学科，在其不算长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增进人类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人类的生活和学习绩效。但就现阶段看，教育技术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其学科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关于“人的形象”的认识有关。众所周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展尤为紧密，它以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进步为动力，以研究人的思想觉悟为先导，以逐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为支撑。然而，凡是教育技术学研究都和人紧密关联，这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研究活动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生成。可以说，任何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都可以通过认识人来开始。
　　
　　一 “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
　　
　　1 什么是人的形象
　　人的形象指的是什么，首先必须知道“人的形象”中“形象”的涵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象”一词作了两种解释：第一，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第二，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第一种形象指向物，第二种则特指人。日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人的形象的理解符合《现代汉语字典》的第二种解释，指人物的神情容貌、行为气质和性格特征。学术生活中，很多学者也对人的形象的学理性涵义做过研究，“舍勒把人对自身的概括称作人的‘自我形象’。”[1]进一步说，“人的形象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所形成的图像或图式”，[2] 认为其语义色彩呈中性，没有褒贬好坏之分。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是“一种人生态度”，且它与人的概念、人的观念分属并不对立的范畴。石中英教授认为，“‘人的形象’是对人性假设为核心的关于人的观念性知识的勾勒”。[3]这种观念性知识是基于或深或浅的思考，这种“人的形象”是一种或暗或明的影像，“人的形象”存在于模糊的轮廓之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人的形象”是人基于对自身的观念性认知而形成的图示概括。
　　2 “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
　　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4]“人的形象”是文化的核心，而“凡事皆孕于文化，凡事皆囿于文化”，因此，教育技术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真空于文化，教育技术的研究自然难以脱离“人的形象”这一质素的渗入。“人的形象”之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时代意义。
　　首先，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需要“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是新兴的特别学科，它的理论构建有别于一般学科，一方面因为教育技术学具有注重效用性研究的特点，现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理论多以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为直接原型。“教育学理论的建构需要‘人的形象’”，因为“教育学是一门直面人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学科”。教育技术学也同样是直面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学科，它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学习的优化和效果的提升，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也需要“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学科建设等的基础理论是教育技术学自成一科的基础，具有学科的唯一性。教育技术学需要依据“人的形象”来构建理论，因为“人的形象”和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存在对应的关系，有怎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怎样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同的教育技术理论其“人的形象”也呈现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形象”能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一种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先导模式，它是学科理论形成之前的原始研究图示。
　　其次，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人的形象”。直接实践性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和理念，“教育技术学的知识旨趣是教育的技术知识”，[5]令人奇怪的是，教育技术学实践理念和技术知识旨趣组成的“装备”却始终变革不了教育技术学理论对实践干预乏力的现状。究其根源，我们认为是没有抓住“人的形象”这一根本原因。因为直接实践性和知识的技术性都只是学科层面的应然取向，“人的形象”是教育技术学实践活动的架构的实然原型，实践活动的运作取向始终被原始的认识图示支配，研究中“人的形象”是实践活动的精髓，立足人的形象，便以“本”之不变应教育技术实践的“象”之万变。现阶段，很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舍本求末的研究行为，大多是没有好好领析“人的形象”的价值。
　　最后，教育技术学的时代跃进需要“人的形象”。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时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更新提出需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发展方兴未艾，兴起的教育新形态革变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时空和情感交流语境。这就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必须对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新语境下的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在空间域上对“人的形象”的迁移提出需求。信息文化的形成也逐步生成了信息化时代下的“人的形象”，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的迁移需要在信息文化的推助下实现，也只有在文化模式下实现。一旦学科的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教育技术学发展相应的粗线条的社会地位和细线条的学术地位就会熠熠生辉，而作为勾画出这些线条的前提条件的文化其核心正是“人的形象”。所以，教育技术学新时代的跃进式发展需要“人的形象”，更少不了信息化时代的“人的形象”。
　　鉴于存在种种的“人的形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价值，我们将对其进行“解”和“建”的动态研究。
　　
　　二 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批判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人的形象”隐匿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各种现象之中，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和提炼剥离传统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几种“人的形象”，分别是“技术人”形象，“理性人”形象和“经济人”形象。
　　1 “技术人”的形象
　　“技术人”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人的形象。从上世纪的视听教育到本世纪的网络教育，教育技术形态从视听技术到多媒体技术再到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其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始终和技术联系起来一同进步和发展，在这个进步过程中，教育中技术一词的外延不断地得到拓展，不再仅仅指词汇学的名词释义，也不再局限于是探索教育学规律的动词范畴，而是延展到新兴的“形容词用法”，技术应用留下的技术痕迹是其形容词用法的“词源”，“技术人”就是在这种“词源”上直接架构的技术的“人”。“技术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对新形态技术极度敏感，并且竭力追求技术的变革和创新，主张研究实践中一切问题的技术性解决的态度。
　　“技术人”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学习媒体应用的媒介技术，学习内容迁移的传播技术还是学习活动发生的设计技术等，它们的合理化应用都受益于“人的形象”的影响。尽管如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技术人”构想也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态度造成研究意识的狭隘，“就目前而言，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与兴趣置于应用性研究”，这种应用意识往往导致“教育技术学界的学者们对基础性与理论性的研究并不积极”[6]直接造成研究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技术应用不注意科学语境，忽视与技术匹配的合法性环境。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技术的原生功能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发生扭曲。比如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研究出现一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思路，其实美国的教育技术学技术理念并不符合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实际，技术的应用阈值不相同。对技术的使用始终要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为最值依托，以此寻求与教育技术学研究相合适且合理的技术支撑的文化区间。第三，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以目的性成果为导向，指向研究的直接成果，秉承“报喜不报忧”的成果意识，而将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垃圾”扔在应该解决的“问题集”之外。这种技术硬式应用会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引来意想不到次生灾害。
　　2 “理性人”的形象
　　“理性人”的形象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人的形象。曾经也长时间的成为“思想家们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前提”。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理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普遍‘类特性’”，“理性的人无所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化身”[3]。故而，“借助于理性和理性知识，人类就能不断深化认识，把握和重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从而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7]然而，理性的人也常常与功利，形而上学相联系。
　　“理性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工具理性的深入人心，教育技术学将人理性的认可蜕变到工具理性的认识，人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培养一种能够对外界进行劫取和拷问的占有式主体，因为工具理性就是一种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价值理念，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的‘形式合理性’”[2]，造成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价值困顿。第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程序化，亦步亦趋于已有研究模式。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统一的、不变的、确定的，教育的过程是人的理性化过程，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确定性活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遵循这样的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中形成固定的范式和模式，其结果不利于创新性思维的培养。第三，理性的强大使人们自我膨胀并相信我们可以对教育进行乌托邦式的设计，实现教育的彻底革命，可以对任何教育技术学领域的问题进行理想化设计，为此教育技术学就领地问题和相近学科时有冲突，且不论冲突谁对谁错，只要发生冲突就可见自身的轻佻。可见，理性自身的强大并没有使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走在“理性”轨道上。
　　3 “经济人”的形象
　　“经济人”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次完整表述出来的，它强调“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行动”，后逐渐完善发展成为“建立经济模型的基础”[8]。追求利益或者说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人”形象的最本质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第一，存在于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中。南国农[9]先生主张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是“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为目的，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实践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美国教育技术的绩效观点的引入也是学科理论的一次经济意识的拓展。第二，存在于教育技术学实践应用中。一方面，普通课堂的教学设计中关于媒介的选择，教学策略的选择等都致力于减少知识传递的通道，缩短传播的里程，降低传递过程中干扰始终遵循“传播路径最小教学效果最理想”的“经济观念”，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决策，其核心内容是教学信息化，要使教学手段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教学成果高效化，直接的目的是使知识信息均衡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在此浩大的工程中教育技术学是生力军也是主力军，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和最佳的信息化渠道获得最优的教育信息化成效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实践意志。
　　但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经济人”形象的构想存在某些潜在缺陷。首先，利益对“经济人”意识的吸附。学术研究的相对清贫容易激发图利意识继而唤醒拜金的欲望，唯利是图的研究动力势必会玷污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神圣性。其次，“经济人”的功利性取向的危害。一方面学术道德问题的滋生，教育技术学是新兴学科，其研究标准高，创新含量要求高，短期内很难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功利性学者容易以剽窃、浮夸等方式拔高自己的研究成果产生“学术泡沫”。另一方面，学术内耗的产生。功利性的研究往往从研究者个人利益出发而舍学科整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赢得某一领域的或某一方向“开山鼻祖”之名，而“同门相煎”，会就某一些问题操戈相对，争论不休，导致学术资源和研究精力大量浪费和研究的不作为，学术研究发生严重内耗，这非常不利于学科研究的开展和学科的有序发展。目前，世界甚至我国已经出现了学术腐败的重大事件，受到各界地高度关注。“经济人”的形象构想存在严重的学术研究隐患。
　　由上分析可知，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主要的“人的形象”不是存在问题就是留有隐患，为了教育技术更好的发展和实现其价值，重新建构“人的形象”已迫在眉睫。
　　
　　三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
　　
　　 “人的形象”重塑的思想基础是其内涵自适应的需求，现实基础是当前时代变革的需求，构建的“原料”基础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变革。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重塑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其重塑形态的重要来源就是现阶段人类自我意识在变革后的主流形态。
　　1 “文化人”的形象
　　“文化人”的形象是在人类学反思中形成的一种人的形象。“文化人”的形象基本轮廓可以描述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或自然的产物；不仅我们的观念、价值、感情和行为模式是文化的产物，就是我们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以至整个神经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第二，因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因而人性也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第三，“既然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性就是文化性，那么和人打交道就是和他所属的文化打交道，理解一个人也就意味着理解他所代表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际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赤裸裸的肉体或理智主体之间的关系。”[3]
　　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文化人”形象其意义的前提是文化本身是具有教育意义和技术含义。其教育意义体现在“多姿多彩的文化塑造了无限丰富的人类和人性”，教育从其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使人“文化化”的过程。再有，文化本身是包含有技术性的，在人和事物的表层和本质都留下文化印迹，以此标记不同的文化特质，从技术基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工具化”的过程，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人”具有教育技术学研究意义。
　　“文化人”形象能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带来两方面的思考和启迪。一方面，启迪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框架时，谨慎处理教育技术学与相近学科的理论关联问题，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实质是其背后文化观的博弈，谨慎的处理与美国教育技术学关系的问题，中美文化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也彼此优势互补。鸿沟告诫我们，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不适合我国文化语境的教育技术学体系，我们应避免无文化观念的移植；优势互补暗示我们，美国教育技术学优秀和精华部分，我们要积极吸取，此间要解决好文化“错力”对教育技术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另一方面，启迪我们在实践中要时刻以认知文化差异为实践前提，我们要依据不同的教学群体和教学情境来合理选择各种匹配度高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技术是文化的技术，技术选择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往和对话的过程，而文化差异的认知程度直接关系到教育技术学实践的质量和效度。
　　2 “游戏人”的形象
　　上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正式提出“游戏人”的概念，他强调[10]，“人是游戏者”或许与“人是理性者”处于同一层次，“有权在我们的术语中取得一席之地”。可见，“游戏人”诞生伊始就被寄以了厚望。
　　“游戏人”和游戏是紧紧交织在一起，此处的游戏不是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娱乐活动，还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人类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各种文化的‘母体’”。[3]“游戏人”的主要特点也是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得到体现，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习惯于做游戏。游戏活动的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社会冲动”，甚至比“文化还要古老”，文明时代的宗教冲动和功利冲动等都只是它的外在形式。第二，人擅长做游戏。人总是深谙游戏的精髓，创造意想不到的游戏精品，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的形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游戏作品[10]。第三，人总是在做游戏。人生活在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游戏之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游戏打交道。第四，人享受做游戏的过程。“游戏性”是游戏活动的内核，指“自主的精神，平等的精神和自由与限制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11]人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充分体验这样的“游戏性”，享受游戏带来的愉悦。
　　既然人总是在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学研究也是人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游戏人”的形象来构想教育技术学研究。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游戏魅力。既然人习惯于并且享受做游戏，那么教育技术研究中研究人时刻处于游戏状态：“自由、自愿、自足、平等、合作、投入和忘乎所以”等等，催生研究人员忘我的研究热情，激发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的无限潜能，有利于创新性成果的产生。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自主性和平等性的主张。自主性方面，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充满不确定性，在进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媒体选择和教学内容传递研究时所谓的范式和模式只遵循流变之理，充分发挥研究的自主性，不困囿和屈从于研究外的声音，“游戏人”的形象告诉我们，巨人的肩膀是用来站的，不是用来仰视的。平等性方面，研究中对待研究权威的态度是尊重而不能亦步亦趋的遵循，既然人都擅长做游戏，而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研究游戏中的各方应共同营造平等的研究氛围，并平等的维护和修订研究规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3 “信息人”的形象
　　“信息人”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兰开斯特提出，指“懂得如何学习，知道如何组织知识，知道如何找到信息，知道如何利用信息”[12]的一类人，在信息社会中居以主导地位。
　　“信息人”主要特点是：第一，人是信息的封装系统，是物理的、生理的、精神的、文化的多元打包，具有信号与符号的传递与处理的多重功能。第二，“信息意识浓厚，对信息有一种自觉的心理倾向，能敏锐地捕捉有用的信息，维持对信息的注意力、判断力和洞察力”[13]。第三，具有高水平的信息素养，筛选信息、处理信息、生成信息、传递信息的本领过硬。第四，行为方式以“信息欲”的偏好取代了“趋乐欲”的偏好，“冲破了‘经济人’所界定的人的行为‘自利实在性’与人的‘理性边界’的约束”，“信息欲”是人最根本的欲望[14]。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勾勒出“信息人”形象的线条图示。
　　“信息人”的形象对教育技术学研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演进发展的反思，“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大家庭中唯一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成员，其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的差异引发的“研究方法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就不是趋同科学化观念的所谓研究思路的实证化，研究模式的实验化和研究数据的定量化，而是形成针对所占有的研究信息进行科学化处理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态度。比如，研究者对研究目标的信息进行科学提炼，“根据研究目标来选择适当的方法”。研究者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元信息的广泛和精确掌握，确保研究中“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地选择研究方法”[15]。其次，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变革和研究品质的提升。一方面，教育技术学研究方式的信息化是应信息化时代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信息化时代的学科核心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在于信息化程度。教育技术学研究人员的超前的信息意识、精湛的信息技术、合理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心理是增进信息化程度和赢得信息化战役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沟通越来越频繁，研究的鸿沟越来越小，学科内耗被合作成果替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呈现信息化时代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信息欲”是信息时代的主流和主导观念，“信息人”的信息占有欲望超过自利的追求。教育技术学研究重要组成环节是信息的获取，信息的传递，信息的生产，当“信息代谢”成为学术研究生活的焦点，学术质量以及研究人员的学术奉献精神就会道德自觉，学术诚信等道德问题也就很难有生长的空间。另外，由于研究成果的主要存在形式是信息，所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信息人”形象也会有助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绩效的提高和效果应用的推广。
　　
　　四 小结
　　
　　 支离破碎的教育的“人的形象”只能产生“支离破碎的教育理论和无所适从的教育实践，培养出在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社会关系方面同样支离破碎的人”[3]，教育技术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技术中“人的形象”。一切从研究开始，一切在研究中开始，因此，我们从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技术人”、“理性人”、“经济人”的批判到相应的“文化人”、“游戏人”、“信息人”的重塑。我们相信，通过“文化”、“游戏”、和“信息”的范畴，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人的形象”在新的信息化时代可以重新得到解释和建构，继而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人性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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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inking on Image of Man in Edu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WU Ming-chao LI Zi-y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China)
　　Abstract：The image of man is base on its own concept of perception and forms a summary of this, in view of the valu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dynamic research to analyze it: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mage of man mainly includes the Technology Man, Homo Sapiens and Economic Man，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main features and reveals their theoretical defect, after this, rebuilds Homo Cultus, Homo Ludens and Information Man as the main form of image in information era, and explains its reasonable, in order to provides more reasonable guidance of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Keywords：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image of man; homo cultus; homo ludens; information man
　　
　　收稿日期：2011年2月25日
　　编辑：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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