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时间：2021-07-12 12:01: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主义和宗派倾向的活动方式之中，从而使中国革命长期徘徊在“走俄国人的路”的盲动之中。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着重思想建党”的方针而逐步形成党内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的“四个基本规范”和“四个着力抓手”，建构起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也完成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转变。
【关键词】毛泽东；党内政治生活；四个基本规范；四个着力抓手
一、引言：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两种活动方式产生的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通过党内组织生活、思想教育、纪律检查、批评监督和权力制约等等措施，为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它具有政治性：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质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时代性：要探索时代特点和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原则性：要按照党的原则和方针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战斗性：要勇于批评及自我批评，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组织和每个党员成为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是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而展开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成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党内政治生活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活动方式；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活动方式。两种活动方式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围绕着决定党是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而展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既有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又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社会。这对于当时刚刚面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新文化运动的失望，而又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无需思考而信心十足的革命道路。而且，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更符合近代中国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急躁情绪，加之党在“二大”以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十月革命的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逐步形成“照抄”、“照搬”的教条思维；“一次革命论”的政治路线；服从共产国际的宗派倾向；工人总同盟罢工和“城市武装暴动”等等活动方式。它以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路线为基础、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为特征、以党内“家长制”和“一言堂”为领导方法、以“唯书”、“唯上”的盲从心理和残酷的党内斗争为支撑，且具有全党都期望中国革命早日取得胜利的盲目乐观，从而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又使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十月革命的斗争道路发生矛盾冲突。要在中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困难重重，迫使党内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而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内涵。党的“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初步纲领、“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战略方针等。因此，党内政治生活又极为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斗争联系群众、特别是容许批评和协商的思想作风。从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到“八七会议”之后各地開展的武装暴动及创建苏区的斗争，党内又面临着是以土地革命的方式继续“走俄国人的路”，还是开始“走自己的路”的道路选择。党内政治生活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基层，其争论的内容和层次有所不同，但争论的实质或多或少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有关。如党内高层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对李立三错误究竟是右倾错误，还是“左”倾错误；究竟是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党内基层如红四军“九大”召开之前，朱毛之间关于是设“前委书记”还是设“军委书记”之争，等等。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焦点和难点而展开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争论，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是为夺取城市政权进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尽管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都有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弊端，但它们又确实开辟出根据地和夺取过若干中小城市。而尽快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急切的革命理想。“走俄国人的路”和“走自己的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是犬牙交错、内容互通、相杂胜负、一时难分伯仲，要以事关全局的重大失败来认清孰是孰非。
其二、根据地党组织内部政治生活中的争论问题，既有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也有土地革命之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斗争（例如土地国有还是个体农民私有等等），更有土地革命是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服务，还是为迅速夺取城市政权服务的路线之争。在“左”倾错误路线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有些问题，中央高层会和根据地党组织基层采取基本一致的态度。但在路线问题上则是上下相抗，必然采取以上压下、以上打下的党内斗争方式。
其三，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争论，最终是要通过革命斗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总结，以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中央领导是否具有政治权威的核心作用，即能否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作为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转变的政治基础。二是党内高级干部是否坚决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以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三是党内民主是否生动活泼，以心悦诚服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是群众批评监督的民主权力能否实现，以使党内政治生活得到群众的认同。
二、党内错误的政治生活方式与错误路线相互支撑而占据党内思想统治地位
党内政治生活之教条思维和宗派倾向的活动方式，无疑具有其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予以理解和把握：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1927年“八七会议”的前夕，为第一阶段，或可称为党内政治生活之教条和宗派活动方式的肇始时期。党的“一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后，由三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失败所致，而使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是若干杰出的高层领导，例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毛泽东等不断总结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进而提出中国革命的若干新思路、新想法，而且成为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如党的“二大”、“三大”、“四大”提出的纲领和口号）。另一方面，上述探索又是分散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求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农民运动，可以成为探索的基点，但不为党内高层决策所采纳。同时，共产国际采取支持国民党的工作方针，而使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终于提出“二次革命论”的口号。其实质是将十月革命的道路予以固化：即由国民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再发展资本主义而壮大无产阶级，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受到党内高层的若干批评之后，便以“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方式统治党内政治生活，不仅难以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状况，反而被共产国际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统治全党，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更要从组织上予以改造。使党内高层在“八七会议”上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使共产国际开始直接干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