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漫忆
时间：2021-07-11 16:03: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81年杜润生主掌9号院后，将主要工作方向集中于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通过一号文件及发布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统一全党共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村经济和三农工作一年一个大跨度迅猛发展。1981—1985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新经济法律关系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也是主持大决策顶层设计的顶级大师。杜老作为总设计师，形成了整套鲜明的决策体系和风格。“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这是杜润生一贯倡导和力行的研究方法。开门纳贤、借脑集智——杜润生最出彩的用人之“奇兵”，是直接把当时北京以1977年、1978年级大学生为主体的两大民营智库——陈一咨领衔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和蔡晓鹏领衔的“农村市场研究组”直接纳入中央农村决策体系。只审课题，不问出身，不填表，就出调研经费，并以中央书记处农村研究室名义把几百名高校青年才俊当“钦差大臣”撒往全国各地搞农村调研。这种开明、开放的政治信任，激发了这批既有知青经历，又最先汲取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思想，且有家国情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无疑给一号文件形成带来许多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结论。有300多青年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了9号院组织的多批次的农村调研活动。这批改革精英，构成莫干山会议的主体，后来撑起了著名的“三所一会”。除了王岐山同志，迄今活跃在经济界的有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四君子之一）、周其仁、林毅夫、温铁军、杜鹰、蔡昉、宋国青、华生、卢迈、樊刚、李晓西、白南风、王小强、张木生、崔鹤鸣、郭凡生、高粱、于新申、魏本华、蒋跃、程晓农、姚刚、李振宁、黄小京、孙方明、王小鲁、聂莉莉、张学军、张阿妹等等。已逝的才俊有陈一咨、何维凌、白南生、邓英陶、张少杰、孟天（齐永贵）等。
杜老已淡出政坛25年了，但他在农口的教父般的权威和影响力，迄今无人可替代。
今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是杜老102岁的华诞日，我写了这段文字以表哀思。同时将杜老90岁时写的《中国农村改革漫忆》全文介绍。这对反思历史，思考未来，搞好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会有启迪意义的。 （郭裕怀）
一、历史安排，中国改革仍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轨迹进行，公有土地家庭经营（简称包产到户），则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驱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尚未肯定“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反而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直至1982年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一号文件”）才正式肯定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3年间的磨砺，反映出过去30年的困难经历。
二、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必须与改变制度环境并行前进
中国农村建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但是，变革微观经济主体，不能孤立起来进行，必须与其他相关制度联动，在改革整个制度环境过程中实现。而改革整个制度环境，诚非一举而得的事情。
让我们从土改说起。土改从封建制度下把农民解放出来，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农业重大问题。意大利作家易卜生写《娜拉出走以后》，说的是妇女摆脱封建制度束缚走出家庭。但是，娜拉出走以后又怎么办？没有给出答案。土改后，我们也面临着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给农民比较自由的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有独立地位、有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充分鼓励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排除了封建迷信，解放个性，鼓励个人为本身利益最大化而奋斗，为资本主义式工商业开辟了市场。毛主席开始适应当代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设想是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归宿，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保存商品关系、市场关系，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政策，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逐步地通过适合国情的合作制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步骤安排上要有大约十几年至二十年的过渡期。
后来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新中国建立那一天开始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给出了新的解释：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不存在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预定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发展工业化，同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全面实现公有制社会。
根据这种思路，作出三大决策：一是实现工业化，奉行赶超战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5年超英、20年赶美;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工业化方面，由中央集权配置资源;三是把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改制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这三大决策一实施，农民的地位就改变了。农民自有的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生活在人民公社这一封闭性组织内，公民皆社员，没有退社自由，没有迁移自由。换言之，没有谋生自由和改变身份自由。按计划进行生产、配置资源。国家统购统销，向农民抽取剩余充作工业积累，农民事实上不拥有对产品的处置权。但也有好处，就是农民都有地种、有饭吃，能够平均分配一份生活资料，维持低水平的生活需求。
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赞成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的。作为邓的助手，我也抱有同样的认识。1953年毛主席提出总路线以后，我们还在1955年提出合作社不要办得多了、办快了，还想多留一些个体经济，还想保存市场关系。后来，已经完成合作化了，我们还支持过群众自发包产到户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