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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述中共历史上的两次郑州会议

    时间:2021-07-11 00:02: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中共历史上召开过的两次郑州会议意义重大。这两次郑州会议的召开丰富了中共的执政经验,纠正了中共执政过程中的一些不科学的做法和措施,因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具体而言:第一次郑州会议主要厘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等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是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是生产队所有制。本文着重论述两次郑州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前提与必要性,内容、意义以及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过程,亦加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认识。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中共党史    第一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380-02
      中共历史上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修正了不合时宜的政治路线,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党的认识,保障了农民群众的亲身利益,实事求是的解决了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因为具有正面和积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我党凝结共识、统一认识、指导革命实践,提供了载体和舞台。这也为我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提供了可靠保证。更加是我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
      一、召开两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经由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国建建设,我国成功的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一时期,我国在工业等诸多领域取得不小的成绩。然而在1958年后,面对取得的成绩和建设成果,我党力图大跨步建设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为了指导这一新的形势,我党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措施,接踵而至的就是大炼钢铁和人民社会运动。然而,快速的经济建设和高涨的建设热情固然重要,可是忽略经济发展规律,不够实事求是,反而急于求成,终究出现偏差,甚至是问题。一方面,在当时那种盲目而不够实事求是的指导精神之下,大力建设人民公社,与当时的落后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另一方面,过早忽略商品经济规律,一大二公,反而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当这些矛盾的苗头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多次调查研究。在调研考察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以会议的形式纠正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问题,借以统一思想,解决问题。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的背景。
      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发现在人民公社中,仍然存在着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认识不清的问题,对于同时也存在着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指导思想,这些问题严重伤害到农民的感情。因此,他试图化解政府与农民群众严重对抗的状况。因此,他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两次郑州会议有效的纠正了“左”的错误对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制约和危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纠正力度仍然不够彻底。然而,透过会议折射出我党的一些科学执政模式,仍然值得继承发扬。
      二、两次郑州会议的内容
      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已经开始致力于纠正“左”的风气和错误,借以修正路线,解决问题。明确了经济发展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也体现出我党优良的品质与执政特质。在会议之后的纠“左”工作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深入调研,努力修正浮夸风。同时,他也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要求压缩空气,降低以前不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指标。之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则体现出我党纠“左”的成果和努力。然而,纠“左”的工作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同志在不断考虑调研之后,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再次莅临郑州,主持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并下发全党。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具有重要作用。
      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共产风,明确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
      第一: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为生产队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产物,这种不相适应,直接导致农民瞒产私分,反对“共产风” 因而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然而,我党的基层干部却认为反对全民所有制的行为是地方本位主义,从而加以打击否认。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够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的定位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并开始整顿人民公社。会议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种错误倾向。而所谓的“共产风”也是不合时宜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纠正这种“共产风”的“左”的错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结出十六字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对大公社的模式是一次否定和修正。
      第三:承认等价交换和价值法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并且必须遵守。这也就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共产风”的科学性,实质上反对无偿占有农民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保证了农民的基本利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不合理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总体而言: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不断纠“左”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良性发展,促使社会不断和谐。然而从两次郑州会议出台的政策来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仍然不够科学和透彻。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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