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2021-07-10 20:03: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北方谈话”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对几位负责同志说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1日，他再次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次日，他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
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