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视域下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三重向度
时间：2021-07-02 08: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任何思想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对话沟通”的产物，邓小平行政思想也不例外。以“对话”范式为研究视角，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涵摄三重向度：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返本”与“开新”；二是对当代西方行政理论的“借鉴”与“超越”；三是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批判”与“吸取”，通过“对话沟通”达到视域交融，实现体制重构，彰显中国特色。
关键词：对话；邓小平行政思想；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当代西方行政理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1-0129-05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开启者，在长期行政实践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行政思想。邓小平行政思想从来都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发展”的而不是“凝滞”的，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基本精神，又借鉴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弘扬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返本开新、洋为中用、故为今用，建构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对话”使然，“沟通”所致，邓小平行政思想也不例外。“对话”作为与“独白”相对持的新型思维范式，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路径，因为它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从工具理性向沟通理性的转变，正基于此，本文拟以“对话”范式为研究视角，对邓小平行政思想予以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返本”与“开新”：邓小平行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行政管理，并把它作为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核心问题。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提出了：“行政管理是国家的组织活动”的命题。列宁亲自领导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提出“管理俄国”的要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设计了一系列原则规范。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并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在“返本”的基础上邓小平更加注重“开新”，将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重构中国特色的行政理论。面对现代化初期中国行政管理存在的低效、无序、集权等不良现象，邓小平既强调效率、规范等工具理性的重要性，又强调民主、廉洁等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
第一，效率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效率是衡量行政体制和机构优劣与否、科学与否的综合标准，是政府管理的共性一般。列宁认为政府组织如果不能高效率地工作，“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效率是经济发展对政府管理的外在压力，也是政府结构功能分化过程中的内在追求，为此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提高效率首先需要通过结构功能分化的方法，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体系”。针对“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越位现象，邓小平强调通过精简机构和体制改革进行一场“革命”，实现“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向；针对行政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老化现象，邓小平强调“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实现单一的“政治标准”向政治和能力相统一的“四化标准”转向；针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低效现象，邓小平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方法”，实现“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向。
第二，科学是行政现代化的现实维度。管理是人类的古老活动，马克思曾形象的将管理者比喻为乐队的指挥、战场的将军。列宁认为，泰罗制是资产阶级剥削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这种一般管理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政府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政府所用。邓小平强调“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是一种技术”，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其间，他对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其治党治国的管理实践中，始终贯穿着科学的行政精神。科学行政首先需要规范政府职能，为此邓小平在坚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强调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从而实现政治职能为主向经济职能为主转向；决策是管理的重要内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决定着现代化历程，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作出了典范，“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是决策科学化的体现；责任政府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重要表征，为此邓小平强调通过制度建设，规范行政行为，理顺行政关系，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价值目标。
第三，民主是行政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主要途径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列宁则指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为此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实行了选举制、罢免制和监督制等民主制度。民主是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目标，他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为此要通过“党政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系统；通过“政府向企业放权”“企业向职工放权”，调动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通过“权力下放”，调动基层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人民国家人民管”的主权在民原则。
第四，廉洁是行政现代化的德性追求。廉洁是现代化对政府的外在诉求，也是行政现代化的现实表征。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而且“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报酬”，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产生，推进廉政建设。列宁在政府管理实践中提出要“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就必须不断铲除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实行检查和监督等。邓小平始终关注廉政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为此邓小平首先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廉政建设“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其次采取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加强党、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认为“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再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执政理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建设廉洁政府。
邓小平行政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征，它不是以范畴化的概念为“鹄的”，而是以实在化的实践为旨归，通过“躬行践履”“行下关切”来推动行政变革。为此，邓小平在朝向马克思主义事实本身的前提下，将注意力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文本依赖”转向“实践诠释”，注重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