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流失的社会机理与现实考量
时间：2021-07-01 08: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客观上讲，政治信任的流失深受当今公共治理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批判性公民的成长、全球化的深度扩展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这些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为政治信任的巩固与积累增添了难度。我国目前政治信任的流失与当前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政治信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09.9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信任问题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我国社会在加速转型中政治失信问题日益增多，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后果，社会各领域里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信任危机的恐慌。稳固的政治信任不仅是降低政治成本、提升政治绩效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维护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情感基础。
一、政治信任流失的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政治信任流失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公民参与减少、投票率下降等，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民主的不适”，虽然各国政治信任下降的速度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为其国家治理增添了阻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信任的流失问题更为复杂，也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变得更难应对。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客观上讲，政治信任的流失深受当今公共治理环境变化的影响，现代社会内在属性与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让政治信任的流失问题更加棘手，也使得政治信任的重建变得更加困难。
批判性公民的成长消解了政治信任的情感基础
诺里斯最先开始对“批判性公民”的研究。他观察到在西方社会民众虽然不满民主的运作现况，但他们却对民主体制表示出明确的信任与支持。“理念上支持和信任民主政体形式、实际上批判民主运作现状”的态度特征便因此产生。一般而言，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中，“批判性公民”是指民众对民主价值、理念存在高度的认同、信任与支持，但同时对民主体制、机制的运作现状持怀疑态度。在政治信任领域，“批判性公民”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与支持从原来主要来源于政治体系的产出与服务，逐步转变为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是否公开透明，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等方面。由于公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与异质化，政治体系的产出、结果对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的效果越来越弱，仅是物质上的满足已经不能达到民众的要求，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并对政府抱有不断攀升的期待，这造成了政府的“超载”。然而，政府本身存在能力的有限性，这意味着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公民的偏好，政府现实能力与公民主观期待之间强烈的反差，使公民产生了失望的情绪，进而消解了其对政府的信任。
需要强调的是，“批判性公民”的存在彰显了现代公民对民主制度的价值、规范的高度信任与认可，也正因此，“批判性公民”以更严格的标准来审视民主体制的运作现状与政策产出。学者王正绪在分析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时引入了“批判性公民”的概念，他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当前中国公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的信任主要来源于经济绩效的提升，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批判性的公民会越来越多，从而日益侵蚀着绩效型政治信任。[1]
全球化的深度扩展消解了政治信任的文化基础
伴随着全球化的的深度拓展，民族国家机体内部长期建立起来的公民政治信任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也发生着变化，成为了政治信任流失的重要原因。首先，全球化使得主权观念遭到严重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扩展，在多边干预进而单边主义主张愈演愈烈的今天，国际社会出现了以“实效主权”替代“国家主权”的主张，这一言论无视民族国家在历史与现实条件上的差异，也否认不同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的区别，试图让所有民族国家都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主权内容越来越不被认可。与此同时，“世界公民”“世界政府”概念的兴起也日益侵蚀着民族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民族认同被理解为是巩固统治的工具。此外，“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也冲击着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全球化的发展期待的是一种对普遍主义诉求，而民族国家强调的是一种对局部共同体的特殊主义的诉求，两者之间的张力，“表现在政治共同体层面就是‘人权’对‘主权’之间的矛盾”。[2]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实际是希望将公民身份变为一种普遍的权利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这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前现代原因而形成的民族认同进而对其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产生强烈的冲击。
其次，全球化的深度扩展侵蚀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能力。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内各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互动与碰撞，再加上当今跨国交流的日益频繁，为公民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比较创造了条件，这不可避免地对本国主导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主导全球化的進程中，依靠自身经济、科技和网络优势，占据文化比较中的优势地位，试图掌握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强行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其他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正常运行造成冲击，甚至导致其丧失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侵蚀着公民的政治信任。
风险社会的到来提高了政治信任的建设难度
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推进，社会成员切身感受到身边的风险。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易发、多发、突发，并且难以辨别、预防和治理，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因此，传统的制度政策难以应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安全性以及生态灾难。风险概念的提出与广受关注表明人类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来提高自身的预见性进而掌控原来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控制的事情，战胜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副作用。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今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日益频繁，从根本上在于当前的中国已进入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公民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为减少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加重视自身的安全，此时，民众对危及到自身安全的行为采取近乎零容忍的态度，不惜采取各种甚至包括较为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在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动下，各种社会危机事件随之发生。风险社会的到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治理理念与公共危机应对措施，当公共部门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公民产生自风险的不安全感与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的失望相互交织，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信任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