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的反思与近代妇女史研究

时间：2021-06-16 20:03: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以下简称《才女文化》)一书，是高彦颐女士于八十年代中期在该校读书时所作的博士论文，也是第一本以英文著述明清之际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品。它以“才女”为主线，围绕着有关性别架构(gender system)的讨论，在明清社会史中开启了妇女文化的研究，俾使读者可以从崭新的视角重审这段历史。本书取材丰富，涉及面极广，援引了四、五百种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小说、戏曲话本，以及各种相关的古今著作。它综合描绘了明清之际江南市镇的经济、文化、家庭、习俗和社会心态，被推许为“对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See Patricia Ebrey：“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Women and Culture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hinaBook Reviews，P.507)
　　
　　五四传统与“被摧残的中国女性”
　　
　　高彦颐在香港出生成长，尔后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她选择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显示出其对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国文化的热烈追求，更潜含着另一层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成因。书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反思，也记载着作者从年轻学生到成熟学者的心路历程，说得具体点儿，是这位每逢五四必到香港街头游行的中国女性，在回顾和反省本人的生活经历。《才女文化》的成书年代，正是中国大陆于五四运动之后再次开展思想启蒙的年代。人们当时虽充满了解放感，但讨论的主题却一如既往，大抵不出“文化特质的优劣”或者“如何摆脱落后传统”之类。然而，与国内的情绪奔放截然不同，身在异乡的高彦颐已能退到远处观看，通过对过往的名媛才女之作进行理智分析，向读者展示出传统的丰富层面。缘此，作者便得以开宗明义地发出了惊人之语——“只有反‘五四传统’之道，性别架构才可能成为分析中国历史的一个合理范畴。”(《才女文化·导论》)
　　那么，“五四传统”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究竟有何影响呢？从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到柔石笔下作为奴隶的母亲，中国女性受侮辱的形象与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无力抗争的事实并列在一起。五四文化人陈东原在其《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得非常彻底：“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呼吁女性解放，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与国家民族命脉息息相关”。(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欲论述与建构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一九九五年八期)我们在五四文人笔下看到的，大多是为了适应五四命题——“传统”对抗“现代”，“落后”对抗“进步”，“束缚”对抗“自由”等等——而倍受屈辱的中国妇女。而生活在这一“虚构的中国传统即封建的、男权的、受压迫的”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形象，又被社会主义及西方女权主义所强化。高彦颐在“导论”中指出：
　　“妇女作为‘受害者’的形象，部分源于分析上的混乱，它用价值规范化的描述(normative prescriptions)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在历史研究中，这种混乱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是由于未能从妇女自身角度去了解她们的世界。我自己与‘五四’传统的分歧并不在于其非‘真实’性，而在于它的着眼点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非探讨一个‘传统社会’的实质。虽然‘五四’传统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这种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形象，不但模糊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驱动力，也模糊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转的。”(《才女文化》，页4)作者提出了一个社会史学中有关社会结构的基本命题：如果社会和性别构架可以如此机械化、明了化地堆砌起来，即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在中国社会里支持这一性别构架延续如此之久并运作良好的动力何在？
　　站在这个立场上，高彦颐一反以往妇女史“专注阐明束缚广大妇女的家族制度、迷信习惯、佛儒思想等等”的做法，从社会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制度在明末清初江南市镇上层妇女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影响。在叙述上，作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她的研究对象在与现存制度争斗磋商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并从妇女的利益入手来解释性别构架的运作，及自身的不断更新。妇女遂由被动变为主动，她们在现存的制度中不断设法寻求个人利益，从而成为性别构架中具有能动性的构件。在理论上，与那种将中国传统社会简单化为单一男性家长制的模式相反，作者从妇女的立场出发，把社会结构分解为三个互相交叉的立体层面，即理想规范的层面、实际生活的层面和人的感知层面。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这三个层面或冲突，或融洽，或对立相峙，或和谐一致，并随着时间推移在妇女手中演变出多彩多姿的生活空间。当然，明清时代的江南妇女无法重新改写“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亦无意改变与生俱存的性别构架和社会秩序，但她们却足具能力为自身创建既与现存社会并行不悖、又属于自己的空间。此即作者着重探讨的所谓理想规范层面与实际生活层面在现实中的错位，而此种错位又是性别构架得以不断更新和延续的动力。经由对上述错位及空间的详察，作者展现了明末清初(嘉靖至康、雍)江南市镇里错综复杂的生活，以及上层社会妇女在此一限定的时空中出演的声貌具佳的生活戏剧。
　　作者并未讳言这一小部分妇女的生活经历与多数中国妇女生活经历的差异。此种差异也是史学界中持异议者常持的论点，即才女文化的普适性如何。高彦颐认为，研究妇女文化，首先需要倾听的是妇女自己的声音，在可供研究的明清浩瀚史料中，她们是唯一一群留有诗文、日记或传记的女性。这是明清妇女史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但不管怎么说，倘无妇女本身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妇女史的研究便称不上严肃的史学研究，而活生生的历史也会在史学家的笔下走形，这是确凿无疑的。
　　
　　社会，家庭和妇女文化
　　
　　《才女文化》对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的描述，从活跃的商品经济和发展的商业市镇入手，继而转向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化，遂将社会风气在商业活动的刺激下日趋动荡的现实引进深闺。其中为作者所重视的一个社会现象，为家庭生活的“内向化”(Privatization)，即士绅、商人的生活兴趣在某些方面由社会转向家庭。例如绅商阶层对于琴棋书画、品茗、收藏古玩、家具的爱好在此时均有极大的发展，而家庭戏班的存在，家刻的流行，旅游风气的蔓延，亦无疑扩大了上层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作者下笔伊始，便以详尽的史料描绘了明末清初南方出版业的兴盛，并指出知识世俗化的倾向明显表现在日益增加的历书和善书上。这类书籍满足了一般市民在社会动荡与变化期间，要求了解日常生活知识的心理需要。妇女作家作品的出版和女性读者群也在此时出现。小说、诗集、剧本和其它书籍(特别是插图本)的增加，以及公众读书热(reading public)的形成，被看做是与“绅商”阶层同时出现的江南市井文化之特征。其特点(也可以看成是十七世纪社会文化的特点)为：“模糊了传统社会的两重性和界限，包括绅商界限、男女界限、道德说教和娱乐界限、公私界限、哲理和行动的界限以及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才女文化》页43)与传统上“行科举、取功名”的士人文化不同，它强调了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而其读者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熟读经书的文人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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