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展开
时间：2021-06-12 08: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民族团结教育全面发展和日趋成熟时期。抗日战争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党坚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发展为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积极开展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团结和统战宣传工作，形成了一系列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族政策，建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教育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体制，奠定了党的民族团结教育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抗日；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宣传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一切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日本的侵华战争始终伴随着民族分裂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清楚，灭亡中国必须首先征服满、蒙，分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抗日，特别要离间满、蒙、回、朝各族与汉族之间的团结。在侵略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日本总是要挑起我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引起民族之间的猜疑、矛盾甚至纠纷，从而打着保护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旗号，堂而晃之的进入该民族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阴谋，加上国内固有的民族矛盾也比较尖锐，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少数上层人士看不清形势，对国民党冷淡拒绝，对共产党惧怕和“防共”，对抗战摇摆和消极。抗战爆发之初，日本在华北、西北的挑拨阴谋，在“回族中特别是在其上层分子中，已有相当严重的影响。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指出，“由于日寇的欺骗与统治，伪蒙政府在蒙人中的麻痹作用，以及大汉族主义压迫激起的广大蒙人对汉族仇恨与成见”，造成了蒙古民族中许多人对抗战完全漠视与愚昧的态度。在未沦陷区的相当一部分王公上层由于听信日本的民族分裂宣传，“对抗战抱着‘汉强随汉’，‘日强随日’的两面态度。解决各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开展抗日战争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具体展开
（一）开展“民族平等、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
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指出：“抗日政府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应以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援助各少数民族自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为原则。应该坚决改变现今国民政府及中国历来所推行的臣服与笼络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全面地阐述了党的的民族纲领和政策，指出“针对敌人加紧分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阴谋，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悔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张闻天阐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作用、基本方针和主要意见，指出： “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是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要“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多找少数民族中开明的知识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
（二）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统战宣传工作
陕甘宁边区由于地处汉、回、蒙三大民族地域的交错地，民族问题尤为复杂。中央成立了由谢觉哉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分别兼任会长的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向西北各省的回族和蒙古族人民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边区政府通过制定民族政策、健全民族工作机构，使少数民族有参政权、自治权和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等民族自由权，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增强了建设和保卫边区的力量。 西工委还开展了悼念蒙回革命志士、公祭成吉思汉等声势浩大的统战活动，大量地争取了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1937年，中央派周小舟去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应盛世才的邀请，先后派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担任各级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重要职务。针对日本在东北、蒙古和华北地区煽动的民族矛盾，党一方面深入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地区的联合抗日武装，一方面号召各部队党委和全体党员严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抗日民族政策，加大对各族民众共赴国难的宣传教育，加强抗聯的蒙、回、鲜、汉各族官兵的团结，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团结所有的反日力量，挫败日寇的离间政策和间谍政策。党在民族地区开展的统战宣传工作充分尊重了民族风俗，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觉悟。
（三）加强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的机制和队伍建设
1.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理论研究
1937年7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民族工作的需要，中央成立了高岗为书记，赵通儒为秘书长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六届六中全会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张闻天为书记，李维汉为秘书长的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专门设立了由李维汉和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1941年7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局，西北局专门设立了由贾拓夫为主任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1941年，中央西北局组建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后，研究部设立了蒙、回、藏三个研究室，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并担负教学任务，1942年1月，中央为了加强对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导，成立了由贾拓夫负责的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专门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这些研究机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为中央制定、宣传、实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组织保障，不仅促进了民族团结，也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为党的民族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