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党趋同化现象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
时间：2021-06-01 16:04: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组织趋同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是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在这三大机制的作用下，组织分别出现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我国政党趋同化现象，主要是分析这三大机制对我国政党的同构作用。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显著特征。因此，我国政党趋同现象有着自身特点。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来分析我国政党趋同化现象是一种理论视角，以期对该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政党趋同；趋同化；新制度主义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12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65-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但是，我国的政党也出现了趋同化的现象。现阶段我国政党趋同化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参政党和执政党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政治目标上趋于一致；二是参政党之间在成员构成、政治取向、参与内容、活动方式等方面表现趋同[1]。
对于我国的政党趋同化现象，学术界做过一定的研究。在参政党与执政党趋同的原因分析上，杨绪盟认为，“一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阶层基础正在发生叠加性变化；三是民主党派积极追求先进性的行为和表现，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趋同”[2]。徐丹认为，“首先，从多党合作制度所反映的政治关系的结构分析，趋同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发展的必然；其次，从政党的组织纲领演变来考察，民主党派趋同于执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态势逐渐增强；最后，从民主协商制度和各民主党派整体素质和核心领导人的文化内质看，也会使民主党派和中共逐渐走向趋同”[3]。陈肖勤认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格局决定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趋同”[4]。对于参政党之间的趋同，杨绪盟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党派在历史发展、指导思想、政党功能等方面具有‘先天性’类似；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的界别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当前某些具体政策的影响”[2]。陈肖勤认为“新时期的变化和要求决定了各民主党派间趋同发展的必然性，即社会基础的不断变化、参政议政要求的不断提高促使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趋向一致”[4]。
与以上学者观点相似的还有很多，此不赘述，对于我国政党趋同化现象的原因的解释涉及制度结构、阶级基础、文化传统、成员结构等。但这些解释缺乏一个完整理论视角，有的甚至将趋同的表现当作原因。为此，本文尝试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的组织趋同理论来分析我国政党趋同化现象。
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组织趋同论
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尼兹克，通过对田纳西州水利工程的研究发现，现实中的组织并非如传统组织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建立的理性的技术组合体，组织的任务、结构、运行等都深受环境的影响。因而，对组织的研究要走出单纯的理性模式，重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由于组织外的环境不同，组织形式也会不一样。虽然这对韦伯式的组织理论是一个冲击，但仍然没有跳出权变理论的框架，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
美国社会学家迈耶发现了相反的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结构呢？迈耶与罗恩将组织制度环境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们合作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象征符号和礼仪的正式结构》成为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开山之作。此时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5]。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制度环境中获得充分的认同和支持，也就是从环境中获得合法性。这一过程便是制度塑造组织的合法性机制，即“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观念力量”[6]。正是制度环境通过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使得组织走向趋同，因而合法性机制便成为早期新制度主义解释组织趋同的核心概念和思路。
在此基础上，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合作的论文《重温铁笼理论：制度的同构性与组织场域的集体理性》用了三个具体的机制，即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社会规范性机制，来进一步分析组织趋同过程。这三种机制是对早期合法性机制的进一步延伸和细化。强制性机制是指组织所面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压力。“这些压力要么由这个组织所依赖的其它组织所施加，要么由组织运作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文化期望施加，这种压力可能被感知为一种强制，也可能是为说服或被邀请加入某一协定”[7]265。具体来讲，这些强制性机制表现为法律、基本制度、程序、条约、章程、协定等。在强制性机制的作用下，组织只能接受并遵照执行，进而出现趋同。模仿性机制便是对强大或成功组织的形态、结构、目标等方面的模仿学习。模仿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同样是一股鼓励模仿的强劲力量，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目标较为模糊，或者当环境创造出象征性的不确定性时，某一组织就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7]265。通过模仿可以减少组织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减少组织的震荡，减少交易成本。社会规范性机制是一种共同观念、共同思维的塑造，如行业规范、职业素养、组织文化、专业训练等。通过对成员共同观念、思维的塑造和训练，对组织间共同文化、规则的培育，便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而走向趋同。
这三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使得组织出现了趋同。迈耶、罗恩、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等也奠定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组织趋同理论的基础。新制度主义的组织趋同理论并不表示所有组织都是趋同的，这与组织类型有很大关系。不同类型的组织有不同的技术与制度环境，其受到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表1 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