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时间：2021-04-29 20:04: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多年来，一些书刊的文章凡涉及秦城监狱的内容，总给人有谈虎色变、毛骨悚然之感。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浩劫一批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被关押在那里。我从1952年至1992年在监狱任管教员，1960年后于秦城监狱工作到离休。这期间我在204监区担任科长，1985年2月晋升为副处长，离休前定为正处长，经历了从功德林到秦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四人帮”垮台到拨乱反正时期。如今我已年近八旬，趁记忆力尚好之际，就撰写文章，让更多人对秦城监狱有进一步的了解。
秦城监狱名称由来
秦城监狱(以下简称秦城)是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有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泄入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建有四个监房区(均砖木、水泥浇铸结构)。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我在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的。老北京AS功德林为第二监狱，它是一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卦形的庞大监狱。据说晚清年代就有，袁世凯当大总统年代修葺过。
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大会，释放战犯293名(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8页)。这是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战犯都是走过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过程。这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简要地说运用了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如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都带他们观看天安门游行和晚上的烟火盛况。这是件很费心思和艰苦的工作，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对他偷袭而被俘的。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妻子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女儿在清华大学任教。她俩什么时候来探视就什么时候来，不加限制。可是他妻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对他说：“有的人已出去了，论关系在共产党内你和周恩来不是也很熟吗?只要你认错，不坚持顽固观点，政府会让你出来的……”等等。黄仍无动于衷，他说：“我出去是因为我曾做出科学贡献……。”经过领导批准，我们把黄维研究策划的所谓儿童“秋千”(即永动机)草图，请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测试鉴定，认定所谓“永动机”是没有任何动力的，只不过是个科普幻想而已。但黄仍无转变。直到1974年他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接触最多的人是潘汉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1983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我知悉后心潮起伏，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这对患难夫妻的喜怒哀乐的容貌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直率地向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于是他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做。所以那时可以说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头几天对潘审讯很紧张，几乎天天审，主审官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写个条子……”的话后，他才开始讲话。此后也就在同我接触中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他的问题是1943年在上海被胡均鹤(据说胡现在上海，是离休干部)、李士群硬拉着去见汪精卫一次，此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