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与宪法相伴一生
时间：2021-04-06 16:02: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4年3月3日晚11时59分，法学家许崇德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5岁。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发布微博称：“许崇德老师今晨走了，终于没有等到他参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60年纪念日。”屈指算来，离这个60年的纪念日只有半年多。这位26岁就参与新中国首部宪法起草、最终统稿现行宪法、负责港澳基本法的起草修订的宪法大家，将生命的痕迹永远留在了新中国宪法史上。
自幼与宪法结缘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见证了新中国宪法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整个历程。但是鲜有人知的是，他和宪法学的缘分，早在六七十年前已经注定。
1929年1月，许崇德出生在上海青浦。不到一岁父亲早逝，母亲靠教书把他养大。八岁那年，日军侵华，上海沦陷。冬夜，母亲带着许崇德逃难，经过淞沪战场，当时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学时代，他在一首诗中回忆这次逃难：“霜浓白骨遗尸冷，月黑腥风带血吹。我念中华多壮士，悲歌慷慨舍身时。”那时候，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已经在他心中萌芽。
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因为战争原因，当时我讨厌侵犯中国的日本人，就想着怎么‘整’他们。看到（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用的武器是法律，于是决定了要学法。”许崇德曾一字一顿地解释学法律的原因。1947年，18岁的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法律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启蒙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先生是留美归来的法学大家，开设的比较宪法课深深吸引了许崇德。张志让上课时不仅讲宪法原理，还联系实际批判国民党的民国宪法，很受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满当当。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许崇德谈到了对宪法兴趣的由来：“我所以对宪法萌发兴趣，一方面，固然同张先生循循善诱、分析深透有关，而另一方面，因我身经战乱，吃尽民穷国弱的苦头，政治腐败，斯时为烈。所以一接触宪法这门学科，初识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重要性，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求知欲。”1948年过后，张志让突然从复旦“消失”了。后来许崇德才知道，张先生去了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完成后，张志让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复旦大学做了大量工作，拒绝撤往台湾，把复旦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张志让也参加了新中国宪法的起草。而这时，昔日的弟子许崇德也从复旦毕业，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这是1951年的秋天。许崇德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他没有想到，分配他去的是国家法教研室。“正中下怀。”当时许崇德高兴地回忆道，“我也许是命中注定学宪法。”1954年，作为学习宪法的人大研究生，刚从山东参加完全国首期普选试点工作的许崇德，被选中进入新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全部工作都在中南海展开。年仅26岁的许崇德在中南海开始了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神圣工作。
参与新中国首次修宪
年轻的许崇德主要负责三项工作：收集整理各国宪法立法例、整理编辑宪法名词解释，以及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建议。其中，最后一项工作最为重要，几百万条意见最终形成了一本厚厚的《全国讨论意见汇编》。而此时，他的启蒙老师张志让先生作为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和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正在竭尽脑汁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建章立制。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许崇德回忆说，“资料收集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有中国近代宪法，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宪法资料外，还包括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当时的领导们大多从战场归来，对宪法这一事物还比较陌生的，需要拓宽知识面。”除了资料收集外，许崇德与同事们还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因为宪法毕竟较专业，这本小册子就像本宪法小百科全书，对相关的名词，解释得简要明确，很有帮助。
宪法的起草经过一稿又一稿的反复讨论，不断论证，草案日趋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公布草案，进行全民讨论。“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的百姓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都热切期盼这部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大法能够尽快出台，参与讨论的热情格外高涨。”正是在那年的夏天，我国的淮河和长江流域遇到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许崇德记得，“即使这样，基层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仍然不放松讨论宪法草案，提出意见。一边抗洪，一边在河堤上讨论。”而且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水灾阻断了路面交通，许多“意见”是由飞机专程送到北京，一捆捆的，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每次拆开油纸，看到这些千千万万群众讨论的成果，许崇德他们都备感珍贵，感动不已。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宪法修改委员共收到100多万条的意见，许崇德和同事们日夜加班加点忙碌，依照草案的条文顺序，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遇到相同、重复的意见就归纳为一条，并标明提交的省份。”最终形成了16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供草案修改时参考，也供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翻阅。据许崇德回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宪法起草委员会大概召开了九次会议进行集中讨论，“每次会议有时是几天，有时是一个礼拜。”除此之外，草案还经过了中央高级干部讨论和较大规模的各界人士讨论，不断修改。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许崇德站在怀仁堂的走廊上，见证了全过程。“宪法通过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墙外鞭炮声四起，很激动人心。”
晦暗岁月
参与新中国的初次修宪之后，许崇德返回人民大学继续宪法学研究。他的主要任务是备课、集体编写讲义。即便这样，大部分精力也被各种学习和政治运动占据：宣传总路线、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到农村搞“四清”，一样没落下。然而即便如此，1957年以后，他仍然被批评为“走白专道路”。1963年，许崇德在当时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不曾想，那个年代发表独立见解是犯忌讳的事情。还没高兴两天，就有朋友好心提醒：“你已被人注意，认为你产生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切莫再发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