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看邓小平的政治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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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制定的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重大战略安排，展开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工作。纵观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邓小平以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品格，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决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总揽全局的眼光，制定切合实际的策略，确保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和坚持，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借鉴。邓小平的大局意识、政治智慧、领导能力、策略水平和人格魅力在这次土改运动中得以彰显，其超群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获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代伟人的政治家品质由此逐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邓小平;土改运动;政治家品质;大别山解放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5-0050-06
1947年至1948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战略反攻后的第一个新解放区——大别山解放区，成功地将战争引向了国民黨统治区。随着军事战略的逐步展开和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带领大别山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但由于这次土改运动犯了“急性病”，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邓小平等人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此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使大别山区的土改运动逐步走上正轨，保证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和巩固，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借鉴。邓小平在大别山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展现出来的高超智慧，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优秀品质。
一、服务大局、敢于担当，使党的正确决策在坚定地执行中落地生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目的是为了改变全国战略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能够正确实施并达到预定的战略目的，除了客观因素外，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部队首长也至关重要。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进入敌人后方作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创举，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尽快站稳脚跟，在到达大别山后，邓小平带领大别山军民立即展开了土改运动，以快速地建立新的立足点，在土改初期，就提出了“在一定时期内要完成初步土地改革”的口号。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全面而详细地研究和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制定了旨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公布。在这次会议上，还着重进行了反对右倾错误的讨论，并作出了结合土改普遍整党的重要决定，以进一步推动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此时，在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已实现了战略展开，各级地方政权普遍建立，局势逐步稳定，加之中共中央也下发了关于限期完成土改的指示，邓小平带领中原局，在大别山区将土地改革从宣传上升为付诸实践的政纲，制定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10月12日，他在《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中指示：“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解放区，必须转动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改这两个车轮。”要求部队要认真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看成自己的头等任务，普遍开展土改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指示充分肯定：“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针及办法，望各地转饬所属，一体遵行。”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地方工作，邓小平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结合大别山区实际，以勇于开拓的精神、敢于担当的品质，撤消了鄂东、鄂豫、皖西3个工委，组建了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分区基干武装，并从各个纵队抽出一千名干部到地方参加土改运动，共抽调了约3万人，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还要求各地举办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土改积蓄骨干力量。如1947年10月中旬，新县县委根据邓小平及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指示，在新集附近的把棚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即新集大学），由穰明德、刘名榜同志负责，把各县区长、乡长、工作组长召集在一起，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及土改的具体政策、方法、步骤等。
这一时期，由于大批干部到地方参加土改，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原来对刘邓大军能否长久立足持怀疑态度的大别山区群众逐步解除了疑虑，加之“打大恶霸，实行耕者有其田”，“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地”等口号的适时提出，以及对大地主采取了“麻痹策略”，土改运动在大部分地区迅速展开，农会小组也发展起来了，社会秩序逐步稳定。
服务大局、敢于担当，是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重要素养。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就立即进行土改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的这种素养。正是由于有效地执行了党的正确决策，土改运动才能顺利开展，刘邓大军才得以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泽东预测的三种前途中的最好前途，并最终换取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大好形势。
一、实事求是，胸怀宽广，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1947年10月底，鄂豫区第四地委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时，规定土改运动发展的过程是由打土豪、分浮财到分粮分田，再到均田，强调打土豪分浮财是打开局面的关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与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打土豪、分浮财的范围由此不断扩大，由“大土豪”打到“二土豪”，由“二土豪”打到“三土豪”，甚至组织远征队打土豪，“左”的倾向开始滋长。逐渐发展起来的“贫雇农路线”“彻底平分”，侵犯了中农，没收了工商业，对地主与富农、恶霸与非恶霸不加区别，“左”倾错误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逐步演变为实行剿匪、分田“一锅煮”，由于大别山解放区敌我拉锯激烈、群众并未充分发动、土改基础薄弱等原因，最终演变成了哪里搞了土改，哪里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敌人就在哪里疯狂破坏，制造无人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仅不敢要分得的土地，部分群众还躲到外地，有时方圆几里见不到人，伤病员也无处安置。同时，分浮财的办法也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尤其是粮食供应）产生极大困难，很快又把负担加到了农民头上。“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由于树敌过多，一部分群众渐渐脱离，甚至少数人投向了敌人一边，给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打土豪的过程中，从开始时采取的“首恶必杀，凶手看情况，协从悔过自新”的政策逐步演变为不分首恶协从，不分罪大罪小，实行“有仇必报，凡恶必杀”的局面，打击面逐步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