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最后的日子:钱学森的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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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九十八岁。为了纪念钱学森逝世一周年,最近我在北京作了诸多采访。其中,钱学森的保健医生赵聚春,向我讲述了钱学森最后的日子……
“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从未称自己是“大科学家”。然而,在他的晚年,却有一次例外,他竟然大声疾呼自称:“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向我讲述这一有趣的故事的,是钱学森的保健医生赵聚春。2010年5月18日下午,我在北京采访了他。
那是在钱学森晚年,他久卧病榻,语言不多。一位医生怀疑钱学森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兹海默症”。据不完全统计,在六十一至六十四岁的老年人中,患老年痴呆的比率为百分之一;在六十五至八十岁的老年人中,达百分之五;而在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高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当时,钱学森年已九旬。
于是,乘钱学森有一回住院时,大夫对他进行老年痴呆症测试,赵聚春医生正好在侧。
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之一,就是计算数字产生障碍。大夫按照老年痴呆症的测试“规矩”,问钱学森:“一百减七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回答说:“九十三。”
大夫继续问:“九十三减七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八十六。”
大夫再问:“八十六再减七呢?”
这时,钱学森发觉大夫似乎怀疑他的思维能力,拿这种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对他进行测试,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站在一侧的赵聚春医生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
负责测试的大夫也笑了,因为这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听了赵聚春医生讲述的这一趣事,我特地查阅了老年痴呆症测试问卷,其中果然有一道测试题:“请受试者计算:一百减七是多少?再减七是多少?再减七是多少?依此类推,计减五次为止,每答对一次得一分。”
从2002年起,赵聚春医生接替周顺祥医生担任钱学森的保健医生,直至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病逝。在2002年之前,周顺祥医生休假时,就由赵聚春医生代替,所以赵聚春医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多年。赵聚春医生总是称钱学森为“首长”。
给赵聚春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钱学森的时间观念特别强,非常守时。记得,有一段时间钱学森患牙病,需要到三○一医院补牙。
三○一医院是部队医院,正式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医院”,在1957年6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不过,在北京叫惯了三○一医院。这家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赵聚春医生事先为钱学森约好诊治时间,每一次都在上午8时。赵聚春医生总是在7点30分去三○一医院南楼取出钱学森的病历,做好准备工作。将近8时,他到楼下等候。这时,钱学森的黑色轿车会准时到达。一身军装的钱学森下车之后,赵聚春陪他乘电梯上楼,来到牙科诊室,不早不晚,8时整!
一连看了五次牙病,钱学森都是如此分秒不差。
同样,医生到他家给他打针,约好8点30分,他就坐着等,但是过时不候。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体质不错,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不住院。钱学森的健康亮起红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时,工作非常仔细的三○一医院化验员从钱学森尿液沉渣中发现了肿瘤细胞。于是,医院对钱学森进行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查出尿液沉渣中的肿瘤细胞来自膀胱。这表明,钱学森可能得了膀胱癌。钱学森不得不住院检查。
经过用膀胱镜进行检查,钱学森被确诊患膀胱癌。著名泌尿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吴阶平非常关注钱学森的病情,亲自过问钱学森的膀胱癌手术。
幸亏发现得早,钱学森经过外科手术切除恶性肿瘤之后,直至他九十八岁病逝,都没有发现癌细胞转移。
1991年10月16日,八十岁的钱学森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大会上,钱学森站起来讲话。当时在场的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站得笔挺,声音洪亮。赵聚春医生特别注意到,钱学森的声音带有金属之声,非常好听。
在八十岁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毕竟“老而病”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规律,钱学森的病渐渐多了起来,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他觉得走路困难,双腿疼痛,经检查患“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在家里,钱学森则依靠推着圆形步行器行走。
钱学森晚年很少见客,那是因为医生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外人一多,容易对他造成感染。他每天亲笔写信,写下大量的书信,通过书信与友人交换意见,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接着,钱学森又患“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从九十岁之后,钱学森只能卧床静养。为了使终日卧床的钱学森能够有机会锻炼身体,照料钱学森生活的公务员每天要给钱学森套上钢丝背心,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轮椅上,在房间里转上十几圈。然后脱去钢丝背心,再躺到床上。
毕竟年事已高,钱学森住院的日子也渐渐多起来。钱学森每一次住院,蒋英必定亲自送他下楼,在家门口注视着他被抬上救护车。然后,蒋英到三○一医院的病房探视钱学森。
赵聚春医生向我讲述了难忘的一幕:在三○一医院的病房里,钱学森跟蒋英在那里聊天。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的听力都差,他们似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聊天时“各说各话”,然而却聊得津津有味!
蒋英晚年也多病。有时钱学森与蒋英同时患病,钱学森住在三○一医院,蒋英住在三○六医院。赵聚春发现,他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第一句话就是问蒋英怎么样,而他在看望蒋英时,蒋英第一句话就是问钱学森怎么样。为此,赵聚春在看望钱学森之前,先要弄清楚蒋英的病情,而在看望蒋英之前,先要弄清楚钱学森的病情。
赵聚春医生还记得,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三○一医院对他的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人才培养问题。当时赵聚春医生在侧。九十四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仍然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使赵聚春医生深受感动。
不过,钱学森很不喜欢住院。住院之后,他老是问赵聚春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由于久卧病榻,钱学森肌肉萎缩,原本体形壮硕的他,不断瘦削,体重减轻,公务员轻轻一抱,就把他从床上抱起。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然而他那“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一声怒号,把“老年痴呆症”的嫌疑甩到了九霄云外。
最后的岁月
赵聚春医生说,那时候如无特殊情况,他总是在星期三下午3时前往钱学森家中探望。他一走进钱学森卧室,钱学森会在床上举起手来,伸出三个手指头,表明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他有事,提早到星期二来钱学森家,钱学森会说:“今天怎么早来了?”倘若他在星期四前去探望,钱学森会说:“怎么今天才来?”
每一次探望钱学森,赵聚春医生都是坐在床边,给钱学森量血压,测心跳,钱学森就会把闹钟放在他跟前,让他看时间。接着,赵聚春医生检查钱学森的脖子、腋窝、淋巴结、心脏、左腿、右腿,最后检查有无褥疮。每一回,都按照程序,一步步检查。有一回,赵聚春医生发现钱学森右侧腋窝有一颗黄豆般的黑色素瘤,仔细进行了检查。钱学森马上就发觉今天赵医生没有按照原来的程序检查,就追问为什么。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是与众不同的病人,他是“大科学家”,对自己要服什么药,清清楚楚。每个月钱学森都要请三○一医院给他补充一次药品。每一回,钱学森总是亲笔写一纸条:“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接着,他一一开列药品的名称,然后签上名字,交给赵聚春医生。最为特殊的是,钱学森甚至还附上药品的外包装。赵聚春医生接触那么多病人,钱学森是唯一如此细致对待药品的人。
有几次,药品的外包装改变了,钱学森要向赵聚春医生询问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药品的生产厂变了,钱学森仔细询问了药品的成分是否和原先的那家药厂的产品成分一致。
月月如此,钱学森总是事先写好取药的条子以及准备好药品的外包装,交给赵聚春医生。我问起三○一医院门诊部是否保存这些钱学森亲笔写的一张张条子,赵聚春医生摇头说,把这些条子交给司药员之后,他们是否保存就不得而知了。
钱学森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大剂量服用维生素能够有益于健康,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创意。钱学森与鲍林有着多年的友情,尽管鲍林的这一创意在美国有着激烈的争议,但是钱学森对此深信不疑。三○一医院大夫对此持慎重态度,不主张钱学森服用大剂量维生素。而钱学森也不从三○一医院领维生素,而是托人购买维生素C、B、A,大剂量服用。钱学森自称,他的心血管功能不错,就是由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的效果。但是赵聚春医生认为,是否如此,尚待研究。
在钱学森晚年,由于体弱,多次发生肺炎。赵聚春医生以体温三十六摄氏度为临界线,发现钱学森的体温升到三十七摄氏度,就马上送往三○一医院住院。如果稍有咳嗽,也立即送往三○一医院住院。
在三○一医院南楼病房,钱学森常常自称“小弟弟”,因为住在那里的萧克上将比钱学森大四岁,活了一百零一岁,而吕正操上将比钱学森大六岁,活了一百零四岁。跟萧克、吕正操相比,钱学森怎不是“小弟弟”?
每次见到钱学森被送进三○一医院,赵聚春医生总是为他担心,希望“首长”能够像萧克、吕正操那样超过百岁。钱学森指着一幅油画安慰赵医生。那是在火箭发射基地,在聂荣臻元帅之侧,站着风华正茂的钱学森、李福泽和栗在山。
聂荣臻元帅生于1899年,1992年去世,终年九十三岁;
李福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二十基地司令员,生于1914年,1996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栗在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生于1916年,2007年去世,终年九十一岁。
钱学森说:“我活得比他们都长。”
赵聚春医生明白,那是钱学森在安慰他,让他不要担心。
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几年,三○一医院发现钱学森患了“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确定的一种病症,是指有的人在睡眠时突发呼吸障碍,反复出现短时间停止呼吸,对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防止钱学森在睡眠时突然停止呼吸,三○一医院决定给钱学森配置呼吸机进行治疗。当然,戴着氧气面罩进行呼吸,是很不舒服的。为了能够说服钱学森接受治疗,知道钱学森听力不好,赵聚春医生特地画了呼吸机的草图。经过赵聚春医生的耐心说明,钱学森点头了。这样,钱学森每天有两至三个小时戴着面罩,呼吸机给他输入高浓度的氧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血液中氧的饱和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不过,钱学森毕竟已经九十有八,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如同风中残烛。
我请赵聚春医生详细回忆钱学森病逝的经过。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去世前夕,他自己正在三○六医院住院,钱学森的保健工作临时交给陈静舟医生。
那是2009年10月28日,钱学森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接到钱学森亲属的电话,马上赶到钱学森家中。经过陈静舟医生检查,给钱学森开了药。当时,钱学森的体温三十七摄氏度。
10月29日上午,钱学森又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立即报告三○一医院领导。当时正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爆发的时候,三○一医院担心钱学森染上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派医生带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快速测定仪来到钱学森家。经过检测,并不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不过,三○一医院生怕快速测定仪的检测结果不准确,带回样品到医院进行正规测定,最后排除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的可能性。
考虑到钱学森接连发生呕吐,而且体温三十七摄氏度,陈静舟医生认为钱学森必须住院治疗。征得钱学森亲属同意之后,三○一医院派出呼吸科主任乘救护车到钱学森家,接钱学森住院,钱永刚也陪同父亲一起来到三○一医院。三○一医院对钱学森的肺部进行CT检查,发现有阴影,表明是吸入性肺炎。大夫给钱学森戴上面罩,用呼吸机供氧。经过治疗,钱学森的病情一度稳定。
得知钱学森住院,10月30日,赵聚春医生从三○六医院赶到三○一医院看望钱学森。当时,钱学森戴着氧气面罩,表情平静。呼吸、血压都正常。不过,赵聚春医生在检查导尿管时,发现了异常:前半段的尿液无色透明,但是后面的尿液颜色却像酱油一样深。这无疑是一个凶兆,表明钱学森从肺功能衰竭演变到肾脏功能衰竭。虽然三○六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救助措施,无奈钱学森已经气若游丝。
当天晚上,钱学森血压下降,处于病危状态。三○六医院大夫对钱学森实行紧急抢救。无奈,已经回天无术,在10月31日凌晨,钱学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他没有留下遗言。
钱学森故后,三○六医院有人提议对遗体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得知,说道:“饶了我们的大科学家吧!”因为在总装备部领导看来,钱学森死于年老体衰,瓜熟蒂落,死因是明摆着的,不必再查了。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钱学森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仍以一颗不停思索的脑袋,以顽强的意志力,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时代的步伐。正因为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向温家宝总理发出了震撼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
令赵聚春医生难以忘怀的是,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他高度关注蒋英的情绪和健康。蒋英看出赵聚春医生的担心,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坚强!”■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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