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何以被称为北大“功狗”|北大功狗

　　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不少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大学校长，如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震旦（复旦）马相伯……他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即是其中一位。
　　有一次傅斯年对胡适说：“论办事能力，你不如我，论学问，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条狗，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但办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以后，蒋梦麟也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只不过是条“功狗” 。
　　由于有傅斯年与蒋梦麟的这么一说一和，于是，蒋梦麟就落了个“功狗” 校长之戏称。
　　
　　说起“功狗”，这是有典故的。话说刘邦做了皇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南征北战，为刘邦打下若大江山的伙伴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一个文人――在后方协助刘邦的萧何！这一下炸锅了，群情激奋：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他说：“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这就是蒋梦麟讲的“功狗”一词的由来。
　　
　　负笈西洋，学贯中西
　　
　　中法战争结束后第二年，即1886年1月，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梦麟的少年是在浙江余姚乡下蒋村度过的。当时他的名字叫“梦熊”，字兆贤、少贤，成年后号孟邻。在绍兴求学时因为参加学潮遂改名“梦麟”，有时也写作“梦邻”。蒋梦麟六岁入私塾，1903年，十七岁的蒋梦麟考中了秀才。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满目疮痍。在开明的父亲支持下，蒋梦麟先是来到离家乡四十余里的绍兴中西学堂。中西学堂创办于1897年，此刻正由蔡元培担任学堂的监督。蒋梦麟与蔡元培的师生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蒋梦麟说在中西学堂读书首先学到的是地球是圆的，多少年之后，他还说在那时他觉得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从小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对雷鸣电闪知识的了解，也使他目瞪口呆。之后他一度又在上海、杭州的教会学校念书。正是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接受，令蒋梦麟的眼界大开，爱国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萌芽滋生了。后来，由于他参加学生闹事而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改名，于1902年以蒋梦麟之名顺利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后来又到上海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少年时代的这段求学经历，使蒋梦麟既打好了旧学的根基，又进入了新知识的门径，为他日后负笈西洋、学贯中西奠定了基础。
　　1905年9月2日，清廷废止了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传统之路走不通了，只有去海外接受系统的近代教育。1908年，蒋梦麟自费来到美国，进了加州大学农学院，他从农学院的学习联想到教育，对同学说：“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养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教育人才？”于是，蒋梦麟在1912年顺利完成了加州大学的学业后，便来到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也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教授，开始他的哲学研究。还跟从孟禄教授研究教育学，把西方的新教育原理作了细密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黄炎培等人，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孙中山对蒋梦麟评价很高，孙中山说：“少贤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果不其然，回国若干年后蒋梦麟已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教育大家。
　　1917年初夏，蒋梦麟以《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还早呢！他的毕业论文与胡适走的是同一条路子，都是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是年8月，蒋梦麟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祖国。回国后，蒋梦麟并没有一开始就进入教育界，而是进了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同时协助居住在上海的孙中山做研究工作，帮助孙中山撰写中国实业计划，还负责校阅孙中山的英文原稿。他真正进入教育界是他回国的第二年，即1918年。这年夏天，蒋梦麟来到黄炎培等人创立并由其主持的江苏省教育会所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专职书记，之后又担任“新教育共进社”的机关报《新教育》月刊主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蒋梦麟在这时即1919年提出了“劳工神圣”，早于李大钊、吴佩孚，是继蔡元培之后在中国提出“劳工神圣”的第二个人！
　　三十三岁代表蔡校长主持北大
　　五四运动发生那天，蒋梦麟与胡适、陶行知正在上海欢迎其恩师杜威教授等人，完全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爱国学生运动。直到第二天上海《时事新报》等记者来访，才得知头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胡适随后不久先期回到北大，蒋梦麟一边陪同并主持杜威教授演讲，一边与胡适不时保持联系，了解北京方面运动的情况。6月6日，上海成立商学工报联合会，蒋梦麟出任临时干事。当租界工部局干涉罢市时，蒋梦麟立即前往英、美领事馆严正交涉。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时，蒋梦麟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改变人生的态度》，大力赞颂和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他说：“欧洲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发到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而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新起点。大家一起来解放思想，推翻旧思想、旧习惯，把自己认作活泼泼的一个人。旧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当时能这样认识“五四”意义的，在全国屈指可数。
　　由于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爱护学生，惹恼了北洋军阀政府，他们敌视蔡元培，认为他是学生闹事的罪魁祸首。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解散北京大学，撤免校长蔡元培。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出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混话。此后内定安徽省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接替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惹怒了学生，运动掀起高潮。在五四运动后期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主力的“六三”运动中，蒋梦麟与志同道合的胡适、汤尔和（当时的医专校长）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学生的挽留蔡校长运动，鼓动蔡元培回北京复任北大校长。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大总统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则表示，只要政府答应不处罚学生，便可以回校。可政府随即食言，并没有改变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于是，蔡元培复电北洋军阀政府拒绝返校复职。学生运动由此愈发猛烈。在强大的“挽蔡”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可蔡元培在离开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不再回北大，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的时机。经过各方斡旋，由汤尔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的得意弟子蒋梦麟暂时去代理北大。在这样的情势下，蒋梦麟开始了他与北大前后近二十年的关系。当时蒋梦麟年仅三十三岁。
　　
　　代理北大校长一职
　　
　　当各方议定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蒋梦麟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于是，他提出两点意见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个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长;二是仅为蔡先生的督印者。当时尽管蒋梦麟只有三十三岁，却颇具谦谦君子之风。蔡元培对蒋梦麟提出的这两点都同意了，还交代蒋梦麟说：“前段日子，各界代表来杭州（蔡元培离开北大后南下于上海、杭州之间）每天都有几起，迄未答谢，你到北京后，可代我向社会各界致谢，说明我已有回北大的决心，对大学责任，我愿意继续担负完全责任。”之后蒋梦麟起程前往北京，临行前向蔡元培告辞，蔡元培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蒋梦麟颔首称是。
　　蒋梦麟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点。
　　1919年7月，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的职务。
　　蒋梦麟初来乍到，凭什么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脚？何况当初在他答应众人之劝代理北大之时，也并非所有教员都持欢迎态度的。在当时，门户之见、地域之见还是存在的。蒋梦麟对此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头脑从未发过热、膨胀过。在全体学生欢迎大会结束后召开的教职员会上，蒋梦麟谦虚地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他这么一说，反对者也不便于再指责什么了。于是，在校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的决议。看起来蒋梦麟不惊不险地在北大被认可了，可棘手的事情还在后面。一方面被警厅拘押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没放出来，一方面国会中还有人在觊觎北大校长一职。面对校内外的纷扰，尤其是北洋军阀政府官僚政客与旧势力的干扰，蒋梦麟本着《诗经・邶风・雄雉》所云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贪吝，走到哪儿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适、汤尔和、马叙伦等一班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向前奋斗，终于使所有在押学生得以无条件释放，暑期结束后，新学期顺利招得新生四百名。蒋梦麟总算在北大初步站稳了脚跟。
　　暴风雨过去了，霁日重现，新的学期开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于是年9月20日到校，蒋梦麟向恩师蔡元培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十年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论是他赴欧美考察，还是因政府腐败愤而辞职，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上，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导下，蒋梦麟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
　　
　　“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北大是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这固然与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没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要逊色不少。但对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评说，真是不敢恭维。而认为自己的办事能力超过胡适，蒋梦麟的办事能力超过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对胡适说：“论办事能力，你不如我，论学问，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条狗;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但办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以后，蒋梦麟也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只不过蒋梦麟是条“功狗”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认为蒋梦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办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认可此说，在北大，学校的发展、部门的设置是请蒋梦麟君通盘计划的。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提出自己的办学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创了中国大学的传统。由此，蔡元培也被尊称为“北大之父”。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贯彻全校并身体力行者，乃是蒋梦麟，其后是胡适、傅斯年。
　　在蒋梦麟协助蔡元培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北大能够真正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全面贯彻现代教育理念，保证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并以无畏精神追求真理。
　　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经过蒋梦麟的具体运作，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的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创办仅仅二十七八年时间的北大，某些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这无疑是值得骄傲的。蒋梦麟与北大的教授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抹杀的。
　　中兴北大
　　1924年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第二年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引发全国性的反帝运动。北大学生自然是运动先锋。1926年3月18日，北大、北师大等校学生和各社会团体共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强烈反对列强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后来，两千多人组成请愿团开始到执政府请愿。而此时，蒋梦麟已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于是，他劝告学生不可冒险，避免牺牲，并设法阻止学生参加请愿、示威、游行。可学生不听。当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就遭到了武装镇压，四十七人被打死，伤者达二百余人，其中北大学生三死五伤。
　　3月24日，蒋梦麟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潸然泪下。他对政府的暴行痛加抨击：“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说苛政猛于虎，确确实实如此！” 说罢放声大哭，全场一片哭泣声。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于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蒋梦麟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又认为学生运动是被体制与腐败政府给逼出来的。而且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的学生时，作为一校之长，他那反对暴政的态度又是如此的旗帜鲜明。
　　“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抗议与愤怒。蒋梦麟的态度也影响到北京各大学学生。第二天，北京学联决定举行总罢课。北大学生会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打倒段祺瑞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下台后，奉军随之进入北京，其驻军司令张宗昌是个声名狼藉的“狗肉将军”。此人尤其仇视知识分子集中的教育界和新闻界。有人问蒋梦麟，张宗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张宗昌嘛，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他的利爪随时会伸向他不喜欢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而且敌视学者文化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正如蒋梦麟所说的，“狗肉将军”进入北京后，就开始对新闻界与教育界下毒手。4月26日，张宗昌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京报》记者、著名报人邵飘萍杀害，同时准备抓捕蒋梦麟，幸亏北京军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当晚一得到消息，立即告诉了蒋梦麟，蒋梦麟得到消息后立即逃出了险境。蒋梦麟躲避了三个月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乘一辆马车一路上逃过警察的检查，辗转于上海、杭州、南京。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蒋梦麟一度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蔡元培于1923年6月从欧洲回到国内，第七次提出辞职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大。
　　1930年12月，代校长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到校视察后，随即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北大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的职志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评议会为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与职权同原评议会，必要时可延聘专家列席，所以，校务会实际上是教授会。原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旧保留，职权不变。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后，推行的仍是他当年协助蔡元培时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过突出了他那美国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针和办事原则而已。
　　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除了管理就看师资队伍的质量了。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梦麟用人继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传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犹如当年蔡元培延请梁漱溟。在蒋梦麟的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北大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这就保证了北大的整体教学水平。
　　为了保证教授专心教学和科研，蒋梦麟实行教授专任制度，规定聘请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的，则薪水少于专任教授；在他校兼课多的只能聘为讲师。同时大幅度提高专任教授的待遇。
　　经费紧缺始终是困扰北大的老大难问题。蒋梦麟在胡适、傅斯年的帮助下，经多方活动，终于为北大争取到每年二十万元的固定经费，加上临时自筹资金二十万元，总算有了办学经费的基本保证。这些钱大部分用来改善教学条件，购置仪器设备，使得理工科的一些院系都建立和置办了比较完备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
　　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他对全校同仁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 ’，本校‘ 肚 ’里要驶飞艇才好。”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二十年如一日，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当时北平国立八校之首。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几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又说：“我自到北大后，始终得到适之、孟真的全力帮助，方才有北大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1938年北大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为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杨振声组成常委，共同负责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蒋梦麟负责对外。三校犹如一校，使得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坚持下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在联大三千八百名毕业生中，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七十八位中科院院士、十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等，写下了中国民族教育史上永垂史册的辉煌篇章。这其中蒋梦麟功不可没。
　　今年是北大建校一百一十周年，让我们记住这位为北大、为中国教育作出伟大贡献的令人尊敬的校长。■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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