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陈若菊：我们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开国大典画像

时间：2020-08-16 07:18:2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不管你是亲身经历，还是通过别人或影视了解，你一定还记得开国大典上那令人难忘的一幕：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你还记得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主席画像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这幅画像是谁画的吗？
　　除了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他还参加了国徽的设计工作，参与设计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了《狗年》、《四大名楼》、《国庆十周年》等邮票。
　　
　　
　　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周令钊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湘潇屏风《韶山》画稿、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五四运动》历史油画、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另外，还有“文革”后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
　　周令钊的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路的奥林匹克花园内。一走进周老的家，眼前豁然开朗：客厅、餐室、书房敞开式连在一起。南面落地窗高大，阳光照入，窗前多盆花卉生机勃发。书房也是工作室，在西面。上两级台阶由一长栏杆隔开。从画案旁的书柜里，老画家拿出了不久前应邀为南浔古镇画的开国大典时的毛主席画像影印品，这不禁又让他回忆起1949年绘制毛主席像时的情景。
　　
　　开国大典前夫妇携手
　　绘制毛主席画像
　　
　　“为开国大典画毛泽东像时，您只有三十岁，如此年轻，这么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在您的身上呢？况且，当时您搞的是实用美术而非油画专业。”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只是机缘造成的吧！”八十七岁高龄的周教授，精神矍铄，慈祥随和，一口地道的平江家乡话，就像平江的一位普通老人。
　　其实，早在迎接北平解放时，周令钊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干得快。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他利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特别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悬挂过。周令钊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屹立在主席台正中。胜利的微笑，飞翔的和平鸽，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画得好。
　　有了这次艺术实践的上佳“表现”，接着而来的为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便带着助手、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解放，领袖应当充满了胜利者的微笑……于是，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时，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他们俩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在构思着“打腹稿”。周令钊主要是画毛主席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他们俩天天一次又一次地爬上爬下，仔细和照片对照检查，看画得像不像，改了又改，做到一丝不苟。
　　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终于画成了。
　　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去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他看到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他来修改。他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画笔爬上去，把那五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很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10月1日上午，毛主席等登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就站立在画像的正上方。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他们亲眼看见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是出自自己之手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能留下来。”这成了周令钊最大的遗憾。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我只是参加了
　　其中部分设计工作”
　　
　　对于周令钊来说，把他与新中国联系起来的，不仅是毛主席像，还有参与国徽设计这一历史性的工作。
　　1949年上半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当时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决定暂缓确定国徽，但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学者参加设计，以保证质量和效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当时组织了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对国徽进行重新设计。周令钊所在的美院组有张仃（系主任、组长）、张光宇和周令钊三人；清华小组的组长则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担任。政务院由钟灵统抓两个小组。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分别是美院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方案和清华梁思成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的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在周令钊的方案中，也有天安门、齿轮和麦穗，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边画了五个五角星。“那时，我见过越南的国徽，中间就有一个五角星。所以，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改动了一下。当时国旗图案已经公布了，于是我就在天安门的上面加了五颗星……”正是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并以此方案为主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周令钊说，方案虽然基本确定了，但由于它还是纸上的平面图，天安门、齿轮和麦穗都是草图，画得也比较粗糙，所以下一步的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便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按照这个草图画了很多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另外，他们在成形过程中还作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原来的麦穗须多，是苏联式的（受苏联的影响，那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麦穗都是那样），他们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彩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从而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
　　接着，清华大学的老师高庄担当了国徽浮雕的制作，国徽形象便最后确定，这也是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国徽形象。
　　国徽制作出来后，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但周令钊依然很高兴、很自豪地欣赏着。他认为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极佳，是最好的国徽形象。此后，他又参加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的设计工作。作为国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没有想过功劳与荣誉。前几年某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说是周令钊设计了国徽，他看到后立即给报社写信说：“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其中部分设计工作。”几十年来，周令钊一直这样强调着。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
　　妻子被蒙在鼓里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们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但周令钊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受到亿万人的观赏与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们，这就是人民币。在周令钊的人生履历中，参与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谈起这些“作品”，老人颇为自豪。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年年底，因为当时急于使用，是由印钞厂自行设计印刷的。
　　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时，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新版的人民币，罗工柳便找了周令钊作为自己的搭档。
　　周令钊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夫人陈若菊当时也被蒙在鼓里。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的下午，银行的车子就来把周令钊接走了。所以，妻子只知道他每到周末就去“开会”了。
　　就这样，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他和罗工柳排除干扰，专心设计。在分工上，由罗工柳总负责，周令钊则为总体设计。张仃、王威廓、张光宇都参加了设计和创意。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们首先考虑到在设计上要突出民族特色。
　　“第二套人民币的装饰纹样之所以有一股浓烈的民族气息，是因为那上面采用的完全是我国民族的传统纹样。”周令钊教授说，“那些日子，我拿着速写本，一遍遍地去故宫、颐和园，从那里的石雕、栏杆、檐角、铜器上寻找图案，有时我站在故宫画屋上的檐角，有时我在颐和园蹲在地上画石雕上的花纹，就这样我画了许多纹样，终于从中筛选出了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用得最多的是我国从唐代就出现的一种纹样，即装饰用语中被叫做‘唐草’的纹样，这种纹样美观而且可以连绵不绝地画下去，用在票面的边框和底纹上。而两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的窗棂给我的启发。”
　　后来，又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这次，周令钊夫人陈若菊也加入到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创作之中。不久，侯一民、邓澍夫妇也加入进来。罗工柳是组长，周令钊画总图，陈若菊画装饰，侯一民和邓澍画人像和风景。这就是当时的“五人小组”。
　　
　　钞票上的数字号码看似简单，其实也很有讲究。首先，要把它摆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其次是背景必须用很淡的色彩。这是因为在印钞厂里，质检员要一个一个地查看，要是背景太重，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把眼睛累坏了。但是第二套人民币从一分到十元的十一种币样，正反二十二面中的装饰纹样，周令钊都要一个个地画出来，并要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这样，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工时，他的眼睛却累坏了，才三十多岁就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以后，周令钊和妻子又相继参加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以人物为主，比如十元币中的工农兵形象；第四套则是少数民族题材。
　　在前三套人民币中，都没有出现领袖人物的形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其实，周令钊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曾在五元币中设计有少数民族群众抬着毛主席肖像的画面，一元币中的天安门城楼正面和二元币的火车头上都挂有毛主席的画像。但在报中央审批时，因为毛主席不同意而未获通过。后来他们才知道，有关领导说过：“领导人形象在生前不要上钞票。”
　　这样，直到1979年第四套人民币中才出现毛主席和其他领袖的形象。但这也是很偶然促成的。当时，周令钊等人刚设计完五十元面额的币样，上面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像，五十元的人民币当时已经是“顶尖”，没有再大面值的了。可突然他们又临时接到通知，让增加一百元币的设计。再往上画什么？设计便陷入了僵局。经商量后认为，只能“请”出国家领导人头像了。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已过世。
　　由于周令钊过去每年都要为国庆的游行队伍进行设计，那时队伍前总是摆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于是他立刻有了主意，就在百元币上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这个创意获得了中央的批准，四位领袖的形象终于出现在了人民币上。
　　货币和邮票被称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名片”，周令钊连续参加了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这无疑是他美术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了。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狗年》、《四大名楼》、《国庆十周年》等邮票，从而堪称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师。
　　
　　徐悲鸿证婚，夫妻
　　相濡以沫，地久天长
　　
　　周令钊1919年5月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省平江县。受当图画教员的母亲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家乡汨罗江上的帆船、江边的风水宝塔……都成了他在墙上和地上的涂鸦对象。
　　1929年军阀混战打到平江，周令钊随家人迁居长沙。“五卅惨案”发生时，他看到学校美术班学生画的烈士像，都是被英、日帝国主义杀害的青年工人和学生。
　　大革命期间，学校门口挂上了美术老师汪仲琼先生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肖像，这让周令钊很受启发。儿时的所见所闻点燃了隐藏在周令钊内心的爱国火种，小小年纪的他就跟随着汪仲琼老师用美术字写抗日标语，画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宣传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二十岁的周令钊就参加了湖南省抗敌画会、广州八一三歌咏队的救亡工作。后来，他又参加抗敌演剧第五队和新中国剧社从事舞台美术设计，画抗日宣传画，在广西、云南一带宣传抗战。
　　十多年革命风雨的历练使周令钊厚积薄发。1948年春,他受到演剧四队冯法祀先生推荐，应徐悲鸿先生聘请，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了讲师,培养了一批批学有专长的美术人才。
　　周令钊说，回顾自己这一生，要感谢美术界的众多老前辈，是他们引领自己走上了艺术和革命道路，同时，他还要感谢事业上的合作者、生活上的好伴侣陈若菊。
　　1949年7月1日，周令钊和陈若菊在证婚人徐悲鸿和廖静文家的院子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从此便开始了两人相濡以沫、夫唱妇随的近六十年的生活。他们现在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沉浸在幸福之中。
　　如今，周令钊老人依然挥毫泼墨不止，一年里总要与老伴一起外出游历写生，寄情于山水，怡情于纸墨。老人曾画一幅《水乡名镇南浔》的八米长卷，由我国著名园林艺术家、古建筑家陈从周题写图名。老人指着“陈从周题”这四个字说：“这是个巧合，我爱人姓陈，我姓周，她跟我一起画的这幅画，许多作品都是我们两人共同合作完成的。”
　　采访中得知，此前老人一直没有出版过画集。最近，一家公司终于要为他出一本《周令钊画集》了，由他女儿周榕负责装帧设计，近日即将面世。画集分两部分：人物篇和风景篇。■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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