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杂文笔法] 日本古典文学名著
时间：2020-02-25 07:4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乍一看去，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尤其是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与杂文笔法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除其他诸多因素而外，一定还有其不拘一格的多流派、多风格、多样化的笔墨。笔者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文本中，撷取一束具有“杂文特色”的片段，标题立目，简单扼要地剖析、阐述一下杂文笔法的主要特点与功能。
没有讽刺就没有杂文
“怨刺”起源于《诗经》，可谓“出身高贵”。“怨刺”是《诗经》以来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主要文学创作手法。杂文的讽刺，就是继承了“诗可以怨”的传统法则。可以说，讽刺是杂文创作最主要的笔法，没有讽刺，也就无所谓杂文。
讽刺与赞美，笼统地看，似乎都是修辞的问题；然而，赞美容易使人发晕，讽刺却能使入清醒。讽刺是一面明镜，人们可以照见自己有缺憾的颜容。尽管面对讽刺，有人面露微笑，有人羞怒跳脚――然而无论喜怒，都达到了预期效果――“讽”已刺中缺陷。《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蜀人张松与曹操的一番对话：
操谓松日：“吾视天下鼠辈犹草芥耳。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日：“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揉大怒日：“竖儒怎敢揭吾短处!”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
(《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曹孟德何许人也?苏东坡称之为“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诚如他自己所言：“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吾者生，逆吾者死”，“视天下鼠辈(实乃英雄)犹草芥耳”!张松舌战老曹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顺水行舟，借力打力，沿着曹操的话路说下去――攻吕布、战张绣、遇周郎、逢关羽、割须弃袍、夺船避箭，六个活生生的“现实战例”。恰恰都是老曹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之“典型范例”。张松仅寥寥数语，出其不意，扼其咽喉，攻其软肋，冷嘲兼热讽，辛辣而犀利，把战斗力发挥到了巅峰极致，使“论敌”曹操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活活地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
在所有的文体中，只有杂文是必须具有针对性与战斗性的，故杂文家在操笔为文之始，就得面对“论敌”乃至“敌人”抑或“假想敌”。杂文不怕有“杀气”和“杀伤力”――就怕没有，而杂文家更无需吞吐嗫嚅忸怩支吾。杂文是锐利文字，所以鲁迅先生才把它比作投枪和匕首。正因如此，杂文笔法，多与兵法相同。兵法讲，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俗话说：“话不毒，人不服。”又说：“恨病吃苦药。”讽刺，是林中的响箭，是带刺的玫瑰。讽刺有各种各样的“讽”法，其中，像张松式“揭疤撒盐”反讽战法，一语伤敌，如刀搅腹，是讽刺中最狠辣也是最有效的招数。
夹枪带棒的议论
杂文是立论的文体，而且所有的杂文创作都是“主题先行”。所以在确立议题(论点)之后，议论当始终贯穿于整篇文章之中。“杂三股”之所以令人不齿，就是试图以“报载”“典故”“不是吗”来代替叙述和议论。“据报载”只是眼下发生的具体事例，
“典故”亦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二者都是论据；而“不是吗”云云固然是议论，但却未免太过吝辞惜墨。通常人们评价一篇杂文写得是否出彩，是否够劲儿，关键就看它的议论是否精辟透彻，批评是否酣畅淋漓。
《红楼梦》是以叙述与刻画见长的，文中虽有议论，但少；即使有，也多是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完成的；而作者直接站出来抒发议论，那就更加稀缺了。然而，在《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作者曹雪芹十分罕见地公开站出来，发表了一番傥论：
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倒还不忘旧，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买进来，把家里一一个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后，谁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当年流落时，任意吃死酒，家小也不顾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见他不顾身命，不知风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允育蓑葭倚王之叹，红颜寂寞之悲，又见他器量宽宏，并无嫉衾妒枕之意，这媳妇遂恣情纵欲，满宅内便延揽英雄，收纳材俊，上上下下竞有一半是他，考试过的，、若问他夫妻姓甚名谁，便是上回骨琏所接见的多浑虫灯姑娘儿的便是了。
杂文的议论就是敢于“说三道四”，就是杂文家勇于对世象人生“横挑鼻子竖挑眼”所发表的独到见解。议论有正议、反议和夹叙夹议等诸多议法。曹雪芹对晴雯的表哥以正议为主兼有反议(如“器量宽宏”)，对晴雯的表嫂――多浑虫灯姑娘儿则完全采用反议；而整篇行文是叙中有议、议中有叙、叙议交融、浑然一体――这才是最典型、最上乘的“杂文式议论”。尤其在评价灯姑娘儿的时候，曹雪芹采用了夹枪带棒的议论：“这媳妇”“延揽英雄”“收纳材俊”“考试过的”云云，刀刀见血，鞭鞭留痕，嬉笑怒骂，入骨三分，令人解颐更加解恨!就连介绍“这媳妇”姓名之时，也用了“贾琏所接见”之类的嘲讽，而且还连用了“便是……便是了”这种貌似重复拖沓，实则匠心独运，充满了调侃与戏谑的、恶狠狠的“杂文式议论”。曹雪芹无愧于语言大师的光荣称号。
辩论、驳论、战斗性
选择了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同时也就选择了“好辩”“好斗”与“攻击性”，亦即杂文的战斗性。然而，杂文家在论战中的辩论与驳论，不是为了吵架和骂人，而是为了“瞄得准，打得狠”，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了探求事物的真理。诚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如果说议论是“单口相声”――只有杂文家单方面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评论；那么，辩论和驳论则是“对口相声”或“群口相声”――在杂文家的对面，时刻站着一个或者一群论敌。故杂文家必须具有雄辩的特质。东汉末年的孔融，自幼就表现出了优秀杂文家的潜质。《世说新语・言语》有一则短文：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隽才清称及中表亲孔融夙慧，不仅懂得“让梨”，而且颇具战斗精神。他听说李膺(字元礼)家的门槛高，除名士和亲戚而外，一般人概不接见，于是便主动打上门来。列位别小瞧“司隶校尉”这个官，在当时是具有掌管监察京师和所属各郡百官之职权的，炙手可热得很哪!孔融既已出牌，也得会接招。你说咱们是亲戚，啥亲戚啊?您的先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和我的先人孔子是师生关系，那咱们不就是“世交”吗?这叫辩论――虽说有点诡辩。但孔融与太中大夫陈韪的交锋，切中肯綮，直捣黄龙，则是名副其实的驳论。
当然，驳论未必时时处处火药味儿特浓，有时也可以点到即止，或者“循循然善诱人也”。《世说新语・言语》还有一则短文：在历史上著名的“旧时王谢”两大家族中，王羲之与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时期的两大名 流要角。他们二人谈玄说理，可谓“高开高走”，门当户对。只是这一次辩论，羲之引了一通史实，发了一通鸿论，无非要阐明“勤政兴邦，清谈误国”的道理。客观地讲，羲之的论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把“兴邦”太简单化，把“清谈”太严重化了。然而，安石只轻轻地驳一句――“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找准穴位，点到即止，优雅从容，一招制“敌”。
不过，文无定法，各随心意。谢安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让论敌俯首称臣签订城下之盟，然而，更多的读者却喜欢阅读那些锐利、激越、痛快、有血性的文字。鲁迅先生的大量杂文，最好看、最过瘾、最具战斗力的，正是那些与论敌短兵相接所“激发”出来的论战雄文。
虽然杂文是用来说理的，但“面麻”式的说理、“杂三股”式的说理、好为人师居高临下式的说理、甲乙丙丁死搬教条式的说理，统统都是催眠似的说理，只能使人昏昏欲睡。
好杂文必具理趣。理趣，就是把理说得风趣有味儿；如果再加上一点会心的笑，加上一点意味深长，这就构成了幽默。幽默感是人的一种智慧优越感。而杂文家尤其需要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因为幽默的精髓是悟性，是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伺谈艺术?在四大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无疑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整部书不仅充满奇诡瑰丽的想象，而且诙谐幽默俯拾皆是。如第二十一回“护法设庄留大圣须弥灵吉定风魔”：那风，比不得什么春秋风、松竹风与那东西南北风。”八戒道：“想必是夹脑风、羊耳风、大麻风、偏正头风、、”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从“妖风”到自然风，再从自然之风突然跳跃到“夹脑风、羊耳风、大麻风、偏正头风”，不仅联想丰富，而且颇为幽默。纵观整部《西游记》，孙悟空往往扮演“搞笑大师”的角色，而猪八戒则每每被当做搞笑的对象――“好笑大师”。如第四十八回“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
正说间，只听得呼呼风响。八戒道：“不好了!风响是那话儿来了!”行者只叫：“莫言语，等我答应。”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问，庄头是陈澄、陈清家。”那怪闻答，心中疑似道：“这童男胆大，言谈伶俐――常来供养受用的，问一声不言语，再问声，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怪物不敢来拿，又问：“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这祭赛乃上年旧规，如今供献我，当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请自在受用。”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拦住门喝道：“你莫顶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还照旧罢，不要吃坏例子。”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阜版)
孙悟空艺高胆大，胸有成竹，故冷幽默迭出；那妖怪不敢“自在受用”，放弃“陈关保”，选择“一秤金”，也是个欺软怕硬令人哂笑的主儿；而最好玩最搞笑的则是八戒，心慌胆战，异想天开，居然规劝大王“不要吃坏例子”。三个角色、三种心理，寥寥数笔，勾画淋漓，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拍案称奇。
当然，并非所有的笑都可以叫幽默。噱头、滑稽、无厘头、出洋相、插科打诨、恶俗玩笑等等，有时也能让人发笑，但那不能叫幽默。幽默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使人折服的含蓄微笑，幽默也是一种感人殊深、令人愉悦的由衷朗笑，同时，幽默更是一种从悲剧到喜剧的自然而然却又猝不及防的过渡。杂文的本质属性是偏重于悲剧色彩的，但却常常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杂文创作需要幽默的点染，需要含泪的微笑。
渲染、夸张的叙述
也许有人会说，什么年代啦，如今已是“读图时代”，文字性的东西终将被淘汰，谁还耐烦什么叙述之类的劳什子?这是悲观者的滥调、浅薄者的梦呓。你让他用图片来替代短小精悍的“手机段子”，可以吗?你让他用画面来表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悠远意境和深邃意蕴，能行吗?号称集所有前沿科学技术于一身的电影(以及电视)，每一次对四大名著的重拍，都是一次程度不同的肢解、割裂、歪曲乃至浅薄化、庸俗化的糟蹋和破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谁都取代不了。当下文学的不景气，那是文学自身的问题。
对于杂文家来说，可能最不耐烦的就是叙述。其实，叙述是所有文体的根基。叙述能力如何，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底。那些以“据报载”和引用典故来充当叙述的杂文，除了给人留下“藏拙”的印象而外，“报载”和“典故”之间文笔与风格的“两层皮”和“不搭调”，还会给读者造成行文“夹生”与阅读“隔膜”的感觉。如果一篇杂文叙述不够精当，那么议论就没有底气，更遑论精辟!有道是，文似看山不喜平，叙述最忌讳的就是平铺直叙。譬如记述一个打人的场景和过程吧，倘只说甲把乙打了一通，那就寡淡无味；若把甲如何打乙琐细地记录下来，亦属平淡无奇；但如果像《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把一场“好打”叙写得紧锣密鼓高潮迭起，那才叫艺术：
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进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成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暖缝裂，乌珠进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叫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鲁智深这三拳头，直将郑屠那厮打了个色彩斑斓五味杂陈万方乐奏不亦乐乎!这三拳，不仅打得有“声”(磬儿、钹儿、铙儿)有“色”(红的、黑的、绛的)，而且还有“味”呢(咸的、酸的、辣的)。古谚云：“并州剪子扬州绦，苏州鞋子云南刀――打得好!”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之所以成为“打人”的经典名篇，就因为它成功地运用了渲染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叙述。渲染和夸张，是艺术的灵魂所在。而艺术性的渲染和夸张，多少都有点虚构的成分。然而离开虚构，谁还能进行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呢?虚构不是虚假，而是更高层面的真实。以叙述为主调的经典杂文，大多都采用了渲染和夸张的手法。萧乾的《上人回家》、艾青的《画鸟的猎人》、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这些叙述性杂文名篇，有哪个离开了渲染和夸张呢?
杂取种种集于杂文
古人尝言，大文章源出“五经”。杂文，虽然看上去块头小了点，但却是浓缩了的精华，完全可以配得上“大文章”这三个字。不然的话， 杂文大师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那么，追根溯源，杂文出自哪里?西汉扬雄《法言・寡见》主张“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故侧重“说理”的杂文当源自《春秋》。在“五经”中。《易》与《春秋》颇有些形而上的味道。西汉司马迁讲过：“《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里的“隐”，有点类似于“隐喻”的抽象性。南宋朱熹对此阐释道：“《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这话有点拗口。说得直白一点，《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即从本质联系到现象；而《春秋》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即从现象联系到本质。很多经典的杂文，不正是“从具体到抽象”，
“从现象联系到本质”的吗?
孟子讲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孔子著《春秋》，本着寓说理于叙事之中的理性主义，字里行间体现着鞭恶扬善的批判精神，以“春秋大义”震慑“乱臣贼子”，以“微言大义”刺痛“昏君”“小人”，以历史经验来启迪和警示后人。这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春秋笔法’’。人们常说，“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行之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等等。“褒贬”二字，正是“春秋笔法”的精髓所在，也是杂文笔法的全部精义所在。所以说，杂文作为“批判的武器”，其使命与“春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春秋笔法”源于《春秋》，但却并不局限于《春秋》，杂文笔法，亦不必拘泥于《春秋》或者其他什么新旧典籍。四大名著和《金瓶梅》尽管是古典小说，但其中不乏杂文创作的有益“因子”；《世说新语》虽然属于纪实性文学笔记，但对于杂文创作亦多有裨益。语日：
“世无纯白之狐，却有纯白之裘。”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杂文既然名之为“杂”，就应当海纳百川，有容乃“杂”。只有博采众长，汲取营养，不断地增强自身的原创力，杂文这株文苑新树，才能深深地扎下根去，历经时间之河的浇灌，然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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