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虎年春节] 过春节的画
时间：2019-02-07 03:25: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大年三十,天阴沉沉的,天空中飘着细雨,气温骤降,我心中一阵窃喜,终于可以在凄风苦雨中过春节了,这气氛多么适合于我。静坐书斋的日子窗外阳光灿烂,欢歌笑语对我是一种折磨。我的书房正对着照壁山,天气晴朗满山喧闹,锻炼的、遛狗的、吊嗓子的、拉琴的,热闹得不行,阳光又是那样的诱人,而我却不能享受,所以宁愿寒冷,越冷越好,我可以安坐书斋,神游八方。
春节的序曲仍然是从繁重的行政工作开始。几年来,当别人开始享受假期的时候,我在寒假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评阅研究生入学考试卷子。从回收卷子、拆卷整理装订、组织教师评阅、再拆卷登分、合分、核分,到最后上网供考生查阅,前后要有半个月的时间,工作要求是零差错。今年还好,终于在大年三十上午十点,所有工作完成,由分管校长协调,网络中心加班挂在校园网上,考生在年三十可以查分了。
我松了一口气,回到了家中清冷的书斋,另外一场战役要开始了,我要利用这个春节和余下的假期完成我的重要研究课题。家中异常安静,丈夫和儿子回老家湖南过年去了,我成了货真价实的“留守女士”,可以没有任何干扰地工作。
昏天黑地的日子开始了,书房的地板上摆满了我查阅的书籍,各种小纸条像蝴蝶一样飞在不同的地方。书桌上堆放着我复印的各种资料,每一页上都有我留下的痕迹。电脑整天开着,每天键盘的敲击声就是我的春节乐曲。
早餐吃糕点,中午吃面条,除了晚上回我母亲处吃顿饭,其余时间雷打不动,每天仅睡六小时。一星期下来,“效果”就呈现了:两眼又红又肿、干涩、刺痛、流泪。有朋友在路上见着,问我是否做了割双眼皮的手术,我一边流泪一边大笑。我不是明星不需要整天关注自己的外表。我是教师,最需要的是关注自己的心灵。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肿成这样不去看看是不行了。这样,我就破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春节上医院的记录,在虎年春节大年初五走进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就说是“干眼症”,告诉我冬天人的皮肤干燥,眼睛也会干燥,保护的方法除了点眼药水,就是不能过度用眼,更不能一天到晚盯着电脑,特别是上了年纪。使用电脑的过程中要随时眨眼,最好就是能让眼睛休息几天。
走出医院我问我自己:能让眼睛休息吗?回答是不能!我内心的焦虑无法对人言说。繁重的工作压力就像一座座大山,我就像愚公,要做的都是开山的工作。申博、专业学位招生、高师硕士招生、申报推免权、重点学科、各种评估,每一项开创性工作的过程都是那样的艰难。当一座座大山搬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集体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自己的付出。相比之下,那日常繁重的招生、培养、就业工作都不能算艰难。每个假期休息的日子都十分有限,寒假要组织阅卷,暑假教育硕士要进校学习。其间还不能碰上学科申报,否则一天都休息不成不说,还要加班。
当一座座大山搬走的时候,作为“愚公”,我自己的一座大山还未搬走,我的早该完成的一项“重要课题”还未完成,我能让眼睛休息吗?回答是坚决不能。
我一边滴着眼药水,一边伏在书桌上激战,只是增加了眨眼的次数和走到阳台眺望远方的次数。我多么感谢这个清冷的春节,大家都蜷缩在家里,不管他们是在打麻将、看电视还是做什么。
太疲劳太自责的时候,我也闭眼清点一下自己的学术和教学。这几年自己出版了三本书,其中一本获政府奖、一本获教育厅奖;发表了八篇论文;结题了一项省长基金课题;正在主持一项省社科规划课题和一项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完成了学科带头人的工作。由于要上行政班,我课上得不多,但深受学生欢迎。我带的研究生有考上博士的、有发表高层次论文的、有在省里获奖的,毕业的学生经受住各种招聘考试,全部顺利就业。他们和我亲如家人,使我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
文学创作呢?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学创作会给他的研究和教学更多的灵感和启迪。我过去发表过诗歌、散文;给学校著名的教授郑君华、杨明德、王育倩等写的报告文学且全部发表;我写过小说,因为没有时间修改未见光。这几年实在是太忙太忙了,哪怕放弃一切娱乐、应酬也没有时间来创作,只得忍痛割爱了。但一番清点后还是找到了四篇发表的散文:《飞向鼓浪屿》、《从卡夫卡到离婚》、《文革印象》和《美国印象》。
我又松了一口气,像阿Q一样的安慰自己,虽然自己活得很苦很累,但也不是毫无收获的。特别是几年下来,我自己的收获虽然不多,而且还有说不出口的损失,但我为学校做的工作,收获还是很大的。
我常常在想:“人在做,天在看”。认认真真地工作,不是做给谁看的,是做给自己的良心看的。一个人有得有失,也不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自己的心灵听的。当我说出我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学生时,我是问心无愧的。当我说出对不起自己的导师和自己时,我是心怀沉痛的。
导师是个无儿无女无任何兼职的老头,全副身心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对学生要求极严。当初我抱着创新的热望,选了个吃力不讨好的题目,导师虽然不是很赞同,但认可选题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我以新的理论方法进入课题,对一段非常敏感的文学史作出学理性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同质同构的关系。论文送到一个老先生手上,他不能接受我的观点,要求作重大修改。后来我知道老先生的父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被迫害致死,我顿时就释然了。
我的父母家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也遭迫害,(我在散文《文革印象》中描述过,见《当代教育》2007年第三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生,我当初才会选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题目,想在学理层面上对那个特殊的时代进行探讨。但是“文革”文学与“文化大革命”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就曾批评文学史“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也即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不仅意味着要用相当多的精力去分析研究具体作品,更要以宏阔的视野去分析研究文学史内部的传承和互动关系。“一部完整的文学历史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文学史的研究理应从中找出这种内在的历史逻辑,而不能仅仅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共时性的存在,仅仅注意到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同质同构关系还不够,否则,文学研究就永远只能是政治学的附庸,而不可能建立起属于自身的健全的历史整合机制”(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是坚持创新还是屈从压力,我真的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不是改变观点而是准备换题。换的也是我做了很久的课题,当时已写了10多万字(去年已出版并获政府奖)。导师坚决不同意换题。导师要求修改,做实证研究,少谈理论,少下结论,让结论从实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但对我来说比换题还要难。导师讨厌知难而退的人,他更讨厌我把行政工作放在第一位,以工作来动摇学术。他说要创新就要知难而上,哪怕不能发表,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因为这样的挫折,我的论文搁浅。也因为很多时候工作压得自己气都喘不过来,修改论文一再延迟,经常受到导师严厉的批评。但导师心地善良又是个性情中人,他知道他的学生并没有虚度时光,只是摆不正轻重,他叹惜又惋惜。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导师拜年并汇报我目前的情况,导师一边批评一边鼓励,我眼泪无声流下,加重了眼睛的红肿。师母去照顾年迈的母亲了,导师一人在家,我知道这个好老头春节过的日子和我一样,他严人严己。我其实真是他的弟子中得其真传之人,内心对他无比感激。
当我红肿着眼睛坐在书斋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对学校也充满了感激,学校给了我一个展示才能的工作平台,也锤炼了我看淡得失的人生态度。其实无论是教授还是处长并不重要,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最重要;边缘中心也不重要,在心浮气躁、功利至上的年代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最重要。
只是对不起导师心中并不能坦然,为了对得起导师和自己,还得抓紧拼命,赶紧点上眼药水,干吧!
2010年2月18日夜于照壁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