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人性\风俗画】初见世面中表现了怎样的人性异化
时间：2019-01-04 03:24: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极具艺术个性。他在老到、成熟的平淡姿态中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欢乐。本文从汪曾祺小说一派优美的“回忆世界”中的和谐的追求、人性美的呼唤、风俗画的描绘、结构的散文化风格、强烈的语言意识等几个方面,着重探讨其独特艺术魅力,进而揭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关键词: 汪曾祺 小说 特色
汪曾祺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无意为文”又往往能够恬淡中见热情,隐逸中表入世,宛如清澈小溪浸润人的心头,又如多年陈酿令人回味无穷,极具艺术个性。他的小说不仅以独特的题材、诗意的描绘深深吸引了读者,而且其笔下人物所体现的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更易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由衷赞叹和发自心底的喜爱。
一、安静回忆中的人事世情
汪曾祺特别钟情于“回忆”、“童年”、“真”这三个概念。他的不少小说采用了儿童视角、回忆结构、故乡题材,如《故乡人》、《故人往事》、《故里杂记》、《故里三陈》、《小学同学》、《异秉》、《鸡鸭名家》等,无不源自并指向故乡情结。在一种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格调中,回归故乡、童年和谐温馨的梦境,显现出本真而浑朴的天真之美。回忆是对意识中往昔的寻觅,它所重建的世界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与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从而脱离现实功利的纠缠而自满自足,自由地获得审美的意义。汪曾祺的回忆世界一派优美,如《受戒》,有小河的灵秀、芦荡的幽渺、大地的浑朴、月色的神秘,极富诗情地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苏北的田园风光。对小和尚和村姑的初恋情怀描绘得更是醉人心田,没有一丝俗世的烟尘和俗人的机心,俨然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化境。他的另一篇杰作《大淖记事》,也描绘了一片生趣盎然的天真世界。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动乱、浩劫后,人们被诸多丑恶和怪诞驱进一种残酷的历史过程之中,痛切地感觉到清净和美丽的难得、人情和善良的珍贵。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回忆故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真切地记叙那美丽温暖的田家生活场景,用他记忆之网滤去苦难和丑恶,极尽所能留下真善美,实在是对悲剧人生的一种慰藉。汪曾祺极写一个温馨虚静、美仑美奂的“人生之梦”并沉湎其中,尽管有心灵规避的一面,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未尝不是对现实的高蹈风神的超越。“这个老人经受沧桑,有一些学识;再加上博闻强记,世俗风情,人情世故,娓娓道来,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达观”。[1]用汪曾祺的话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洽,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纯质朴。
二、表现人情美,写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里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和欣赏。在历经沧桑、饱尝人情冷暖后,他觉得应该向社会输送更多的真善美,对人际之间相互关爱的信任的呼唤显得非常迫切。《虐猫》通过小孩子虐待猫这一残酷的玩法,写文革对人性的破坏,暴露出人自私、残忍的恶德;最后通过写一个孩子的父亲从六楼跳下来,孩子们不再从楼上把猫往下扔,而把猫放了,表现人性的回归。《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徒》等小说,常写常新地表现着下层群众之间相互关怀、彼此温暖的主题。《受戒》所展现的荸荠庵世界,既无神秘幽玄的气氛,又无枯寂虔诚的信条,更无矫揉虚伪的戒律清规。作者用巧妙的揶揄的抒情笔调,轻轻挑去神的庄严面纱,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同俗人无异的佛门弟子妙趣横生的众生相,还给我们一个人的、温暖的情趣世界。明海和小英子天籁般的爱情,更是跃出一种生命的内在的欢乐。明海竟在受戒的第一天,在和小英子一同划船回家的水路上,就互表情意,吐露各自心底的秘密,而将船儿划到长得密密的芦花荡子里去了。作者这种别致而大胆的描写,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的美、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就说过:“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为‘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来的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什么?不过是少年时男女欲望受压抑,中年时权势欲望受打击,老年时体力活动受限制,因之用这个来弥补自己并向人间复仇的病态的表示罢了。这种人从来就是不健康的,哪能够希望有个健康的人生观。”[2]显然,汪曾祺是怀着极为健康的人生观来写小说的,他写的是人性的解放。正是因为肯定和赞美深蕴于我们民族心理性格而又流溢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合乎天性的优美、纯洁的感情,抒写和颂扬普通老百姓质朴、健康的醇美性灵,汪曾祺的小说奏响了一曲曲动人的生之欢歌。
三、描绘具有丰富内涵的风俗画
汪曾祺特别关注市井风俗,长于描绘风俗画,对写风俗画有独到的见解。第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觉得很美,因而很有兴趣。写风俗画,对增强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味很有帮助。《岁寒三友》写放焰火的风俗,通过风俗描写营造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表现生活的流动和人心的美好;同时,风俗的地域规定性又使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更加具体真切,富有质感。第二,汪曾祺追求小说文体的朴素,一般不太注重强烈的戏剧化情节,写风俗画体现了这种审美追求。记述风俗大都是随笔记之,不事雕琢,因为风俗本身是自自然然的,反映生活比较平实。第三,记风俗,抒发了怀旧情怀,因为“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4]汪曾祺强调,写小说就是写回忆。风俗画凝聚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对民间文化的亲近之情。第四,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汪曾祺在小说中写风俗但并没有留连忘返而收不到人物的身上,而是写出风俗和人的关系来。一种是以风俗作为人的背景;一种是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看起来是写风俗,实际上是在写人。《岁寒三友》里描写放焰火风俗那一段:“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黄烟子’也像是个炮仗,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雄黄,外皮也是黄的。点了捻子,不响,只是从屁股上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半天。这种东西,端午节人家买来,点着了扔在床脚柜底熏五毒,孩子们把黄烟屁股抵在板壁上写‘虎字’。蚊烟是在一个皮纸的空套里装上锯末,加一点芒硝和鳝鱼骨头,盘成一盘,像一条蛇。这东西点起来味道很呛,人和蚊子都受不了。这两种东西,本来是炮仗店附带做做的,靠它赚钱吃饭,养家活口的,怎么行呢?――一年有几个端午节?蚊子也不是四季都有啊!”没有一笔写人,但笔笔都着意写人,写焰火的制造者陶虎臣愉快的心情,表现他用自己的劳作为人们提供欢乐并在别人的欢乐中感到欣慰的一个善良人的品格。风俗画表现了民间文化最普遍而又生动的存在形态,建构一种活生生的民间时空,表现了汪曾祺一生所热爱、肯定的传统文化及平民百姓。
四、小说结构呈现散文化风格
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才成为真正的、现代的短篇小说。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3]在《自报家门》一文中又说:“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4]他的小说《受戒》、《羊舍一夕》、《天鹅之死》等,无不体现了这种特点。他一般不着意刻画人物,且大多数篇章无中心人物,典型人物更少见。他只是在写生活,像在与一个久别的朋友交谈,因为更接近于常人真事而显得格外朴素真切;结构“随事曲折”,只是借助凝结了真情实感的生活细节,来营造一个充满浑厚情韵的散文式抒情气氛,过于明显的艺术虚构难觅踪迹,随意若无,有一点像聊天,毫无顾忌地聊到哪儿算哪儿。如他的《大淖记事》,一万四千多字的小说,开篇就用了将近三千字来聊关于“大淖”这地方的风俗画,一直到第二节将结尾时,才让主人公小锡匠十一子一闪即逝地亮相。紧接着的第三节又是不厌其烦地描绘风俗画。到了第四节,姗姗来迟的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巧云才出现,但有关巧云的生平和种种琐事的描写仍然是散淡聊天式的。作者挥洒掉了近八千字后,才在第四节的结尾让两个主人公相遇,开始他们的故事。只有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即第六节,他才全力讲述故事,但整节文字也不足三千字。有人作过统计,《大淖记事》全部用于讲故事的文字加起来至多五千字,只及全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见,作者的那种“随便”闲聊在此已经到了信马由缰的惊人的程度。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结构“随便”然而魅力无穷,好像什么都平平淡淡,读过之后内心深处却总会有那么一种难以平静的隐隐的激动。何故?原因就在于这种“随便”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他有好几篇文章都谈到自己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无定法”境界,他孜孜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境界。沈从文谈过他的创作与水的关系:“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的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5]无独有偶,他的弟子汪曾祺也谈及他的创作与水的关系:“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3]的确,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充满了水的感觉,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的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6]这种流水般自然的散文化风格,正与汪曾祺笔下原始纯朴、自由自在的生之欢歌谐调,营造了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
五、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
有学者认为:“如若评价汪曾祺……不是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也不仅仅是把他当作大散文家和文体家,而是把他当作在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他的写作使现代汉语出现了新气象的人,我想更能道出汪曾祺的意义。”[7]汪曾祺坚信,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魅力首先在语言的生动性、鲜活性和吸引力。他突破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四种特性:第一,内容性。语言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思想的鄙陋。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走街串巷吆唤做生意,卖两种淡而无味的食品:椒盐饼子西洋糕,却题目为《职业》。选择“职业”一词是他思索的结果,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推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的失去,丰富了内涵,深化了主题,写出几多苦辛的人世。汪曾祺的小说追求的就是这种能准确恰切地传达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思考和独特感悟的语言。第二,文化性。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他的作品着力发掘民族心理,表现传统文化神韵,淡雅和谐的语言既浸染着作家的主体情思又流溢出浓郁的文化氛围。第三,暗示性。汪曾祺相信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因此,一篇小说总要留有余地,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可以自由思索认同、判断、首肯。他的小说简洁短小,他说他只能写短篇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他的小说观。他总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以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就像中国画的“留白”,让读者去写。因而,他的小说总是韵味无穷。第四,流动性。语言是灵活的、滚动的。有人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首先是他尽量使用清新自然的生活口语,鲜活的色、香、味俱全。其次是注意中国语言平仄四声的灵活运用,构成特有的音乐性。我们来看一看《受戒》中的这一段:“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这段画面感很强的景物描写,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让人读后有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久久浸染于一种奇妙的情景、一种飘动的氛围、一种悠远的意蕴、一种深长的韵味。有人从中读出汪曾祺是在写性:“其实汪曾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8]正是这段描写把整部小说推向高潮。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在字词之间的秩序中创造着无限的意义和可能,我们不能不为汪曾祺超凡的语言功力所折服。
汪曾祺说自己是一个文体家,并反复强调他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他把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同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叙述方式完美融会在一起,赋予“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鲜明风格,展现生命的各种状态。有的作品的感情是忧伤的,有的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有的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但总起来说是一种“乐观主义”。他在老到、成熟的平淡姿态中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欢乐。在当代文学园地中,像汪曾祺这样专心致志地耕耘短篇小说而收获累累,并以此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的,极为鲜见。汪曾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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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A].汪曾祺全集:第3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6.
[4]汪曾祺.自报家门[A].汪曾祺全集:第4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1.
[5]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A].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77,279.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47-248.
[7]李陀.道不自器,舆之圆方[A].祝勇.重读大师[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48.
[8]胡河清.汪曾祺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