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时制约援闽的政治因素|制约课程开发的因素
时间：2018-12-23 19:38: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中法战争初期清政府政治上实行保全和局的政策，军事指导原则是静以待之，衅不自我开、后发制人，对福建前线请求援闽的要求空口许诺，督促不力，反而成为李鸿章、曾国荃拒绝援闽的借口。
关键词:清政府 保全和局 援闽 南、北洋舰队
一
自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交涉以来，清政府在抗争与妥协之间举棋不定，但以后者为主。因为清政府信守所谓的国际“公法”，再三强调不先“开衅”，“自宜静以待动，不宜自我先启衅端”，［1］（p241）目的是取得各国公论的同情和支持，达到保全和局的政治目的。在清王朝日益衰弱，南北边防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妄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法争端成为首选的策略。1884年4月12日，清廷向各省将军督抚发出电旨，“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拼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1］（p412）这一上谕，明确规定了对法军侵犯中国本土的作战原则：静以待之，衅不自我开、后发制人。这就是制约福建当局援闽要求的政治因素。
二
法国侵略者于4月12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福州局势严峻，前线官员首次请求南北洋水师在福建军事吃紧时援应，电报中称：“法欲取福州，闽防苦饷绌船少，望饬南北洋闻警，即应电以师船尾缀敌舰牵制后路，使敌不敢深入。”［2］（卷十八）(p34)4月15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曾国荃：“现在该省（福建）尚无紧信，如果法竟逞强开衅，李鸿章、曾国荃设法援应。”［2］（卷十八）(p41)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同意福建官员求援请求，以委婉商量的口气向李、曾二人转达求援要求，并且是在法舰逞强开衅时可以去援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后，督抚势力日益膨胀，中央权威则相对衰微下滑，执行国家的某一政策还得有求于（指望）地方督抚的同意。南北洋以“现船小不能敌，似难于海外牵缀援应”，“无船可拨”为由拒绝。［3］（p124）到4月18日共有四艘法舰进入马江，船政局受到严重威胁。张佩纶电寄总理衙门，称：“法船深入，空阻不听，静待。（敌）先发即胜，船局必毁。……南洋应援，望并饬江浙牵制。”［1］（p424）这才是闽闻警之时，他还建议出动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的全部兵船，“随踪牵制，制彼登岸”，“一决裂便先下手”，一战便到底”，［4］（p105）清政府于20日收到电报后致电穆图善等，“法兵肆扰，即行抵御。其余各国及法商等之在中国者，均须保护，切勿制滋事端。”［1］（p424）这是12日“静以待之”电旨后，又一束缚福建当局手脚的电令，对福建的求援要求不以为然，只字未提。21日张佩纶又电告总理衙门，“法船进已八艘，南北若来船牵制后路，战亦胜，和亦免赔款，非专为闽也”。［2］（卷十九）(p22―23)22日，总署因南、北洋无船可拨援闽，又闽防紧急，粤、浙相距福建较近，于是令彭玉麟、张之洞、倪文蔚、刘秉璋拨船赴闽援应。［3］（p180）广东于23日同意派两艘轮船赴闽。浙江巡抚刘秉璋可能受李鸿章来电“其实拨船亦无用”观点的影响，也不愿意援闽，其理由是“浙只两轮万分单薄，非南北洋多轮可比。提督亦云实难抽船，赴闽恐摇军心”。“浙防亦紧，设有疏虞，咎将谁执？”［2］（卷十九）(p24)24日，总署收到了曾国荃于14日的奏折《奏镇防轮船不敷分拨，添派陆师策应折》，无可奈何之下便电告李鸿章，称：“江南浙江现均无船可拨，北洋轮船稍多，著李鸿章速拨两船，备足军火赴闽。”［2］（卷廿）(p1)次日，李鸿章回电，他以我船小不敌法舰、北洋防务吃紧为由再次拒绝援应。［3］（p183）总署再次败下阵来，“兵船既难拨闽，应毋庸议。”并且认为南、北洋、浙江所奏均系实在情形。在没有练成大枝水师时，未易与法船交锋。［2］（卷廿）（p20-22）
随着8月1日最后期限将到，法舰在闽已达十一艘，穆图善、张佩纶、何如璋等多次电请援应，尤其是南洋舰队的增援。4月31日，总署以美国使臣愿意出调处并劝法退船为由，暂缓调拨南洋兵船。次日，总署又致电曾国荃迅速派两号兵船配齐军火赴闽，因为穆图善电称法人又调七艘舰到闽江，闽防日紧一日。［2］（卷廿一）（p1）8月2日，曾国荃回电又以出口恐启衅端，出洋恐不能入为由拒绝，“万一因此二船之行，立即决裂大局，窃恐后患不堪设想”，［2］（卷廿一）（p4）这正是清廷所最担心的。
基隆战役后，何如璋、张佩纶再度联电请援，主要向南洋求援。13日，清政府电谕曾国荃速饬开济轮克日前往福建，曾国荃又拒不从命。8月14日，美国公使调停失败，清政府态度有所强硬，电告张佩纶：“现在战事已定，法船在内者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1］（p503）19日，军机处听说法国舰队要急着去援救东京，请求福建水师让路，并且信以为真，自作聪明地判断孤拔舰队“设词赴越，实必赴台！”因此命令福建官员“勿任出口为要！”［1］（p508）这些完全不懂得近代化舰队作战是怎么回事的家伙，眼看大祸临头，竟还以为敌人的出入都掌握在我方的掌握之中！［5］（p110）始终听不进福建官员关于无力阻止法舰出口的申诉，也就认为福建当局的请援要求是小题大做。18日、20日、21日接连三天，何如璋、张佩纶联名发电，指出：“只有互相援助才可以以少胜多，“欲禁阻，必先发；欲先发，必济船”，“必可四五船方可阻法战”［1］（p508-510）迟至23日，清政府才同意他们的求援要求，承认“增船诚为要著”，电令李鸿章、曾国荃“各拨兵船二只，克日抵闽”，遗憾的是，此电旨发出之日，也就是福建水师毁灭之时，即使李、曾火速执行，怎奈为时已晚。［1］(p511)
马尾战后的第三天，清政府被迫下诏对法宣战，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变为积极防御。1884年10月下旬法国侵略者封锁台湾海峡，使清朝统治者阶级内部再度发生要不要派南北洋舰队支援的争论。不过这次争论的另一方，却已不再是孤立无势的张佩纶等个别一般地方大员，而是朝中一群言路官员和督办军务、拥有实际兵权的大学士勋臣；也不再是一般的空口哀告和乞求，而是严厉的参劾和具体的指索。［10］（p1029）援台心急的清廷认为李、曾抗命拒援也有损朝廷的尊严，对二人严加申斥。谕旨责备曾国荃，“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犹敢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至极！曾交部严加议处”。又连李鸿章一并训斥，“该大臣等倘再迁延观望，致误戎机，自问应得何罪？”他们在严旨的催促下，李鸿章派“超勇”、“扬威”二船，曾国荃派开济、南瑞、南琛、澄庆、驭元五艘船援台。［11］（p94）
军事从属于政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南、北洋海军之所以拒绝派舰援闽，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保全和局”的政策，却成了曾国荃、李鸿章拒援的借口。宣战后，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存在了，由于清廷的严厉督促下，二人也不得不派船援台湾。由此看来，李、曾二人再怎么拥兵自重，权力也没有达到对抗皇权的程度；清政府中央集权还没有衰弱到不能惩处地方大员的地步。在援闽问题上，南北洋没有及时援闽清政府的求和心态与妥协立场起了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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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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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M].上海:人民出版社，1921.
[5]俞政.何如璋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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