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1978—1992):“摸着石头过河”
时间：2021-07-12 12:00: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逐步展开，形成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与此同时，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虽历经多次宏观调控，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中国正在进入下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路标”上，清晰地镌刻着这样几个标志：小平南巡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十二五”承前启后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纪念邓小平南巡发轫，短短一周内，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雄文，向海内外释放改革重要讯号，从改革愿景、实施步骤到改革风险与决策者意志，全方位回应全社会关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68次提及改革，并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25次提到改革，凸显前进的中国再一次面临抉择。已经伴随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30余载的改革，到了再度发力的阶段。但与20年前相比，改革的任务更为繁多，改革路径更趋复杂，改革识见潮起云涌，这是一个必须“亮剑”的时刻。
改革背景（1970年代后期）：巨大灾难促进改革共识
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则是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改革问题的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效仿苏联的榜样，废除了市场制度，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正如现代经济科学告诉我们的，虽然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能够通过精确的计算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但也会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缺乏效率。至于在现实中由官员作出资源配置决策和执行这种决策的命令经济，其效率低下更是自不待言。事实也正是这样，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还拥有比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这时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啧有烦言。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决定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命令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权力和利益。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调整和进行哪些调整，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差别的。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他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 。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控制。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仅是由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2000~4000万人 。
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引咎自责，相反认为“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在“大跃进”失败后背离了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疯狂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
“文化大革命”最后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如果说1952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作为旧路线执行者和旧体制支柱的党政高级干部也饱受政治迫害之苦，甚至连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反映了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上下寻求变革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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