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诞生不久即被抛弃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
时间：2021-07-12 00: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是一篇主要批判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也包含着批判庸俗社会学内容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决议》遵照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规律，正确地解决了有关党领导文化艺术、对待文艺的阶级性、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待“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方针政策问题。这一文献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在1928—1929年反“右倾”的高潮中，在“拉普”的推动和斯大林的默许下，实际废止了这个文件。这使苏联文化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从此，苏联思想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一波波接连不断，造成思想理论僵化，把学术文化领域变成了完全听命于一人、由一派控制的、笼罩在万马齐喑之中的一潭死水。
关键词 苏联文化艺术政策 经验教训 “拉普” 极左文化思潮 “大转变”
作者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温州大学教授。（北京：100006）
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曾诞生过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了苏俄早期革命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不但提出了俄共（布）指导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实质上也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建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献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理论价值。但十分惋惜的是，它诞生之后，实际发挥作用只有三年左右，就随着它的制订者一个个倒台，而被抛进了历史的档案库。这篇极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
《决议》是在文艺大论战中产生的
这个决议是由俄共（布）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当时党内实际的二号人物布哈林和苏俄文艺理论家权威卢那察尔斯基，依据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指导方针，在对苏俄早期革命文化运动经验进行总结，特别是在文艺大论战中，对批判以“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和派别的斗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订的。
在苏俄早期文化运动的七八年间（1917—1925），曾出现过以“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这两大派别组织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18—1922年间曾是在苏俄文化艺术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组织，它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所谓“文化的阶级组织”，依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它认为，只有工人出身的无产者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过去时代的一切文化都是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在列宁亲自领导与之斗争、“无产阶级文化派”衰落之后，以从军队转到地方文化战线工作的一批文学青年为主体，吸收从文学团体“锻冶场”退出来的原无产阶级文化派成员，在1922年底组成了新的文学团体“十月社”。“十月社”创办文学批评刊物《在岗位上》，从此，就形成以该刊物为中心的“岗位派”。
“岗位派”在其刊物创刊号上刊载了他们的思想艺术纲领，以及对待资产阶级和中间文学的政策宣言。他们以“无产阶级领导者”自居，声称俄共（布）“还没有艺术政策”，要求党在他们纲领的“基础”上，明白规定文学的方针，简言之，就是要他们“岗位派”的政策成为党的“政策”。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向党索讨领导权，企图“在文学和党的基本出版机关中占有领导影响”。他们不懂得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区别，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那样的革命”。[1 ]这实际上就是要进行强制的、甚至是暴力的夺权。他们缺乏对和平时期阶级斗争特点的认识，仍张口闭口大谈“阶级战争的时代”，主张在文学领域采取加剧阶级斗争的方针。他们主张，“不断坚持思想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无条件进行思想路线的激烈斗争。”[2 ]为此，通过喉舌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在岗位上》已果敢坚决地投入战斗，它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3 ]这段话，是对“岗位派”的思想斗争方针的淋漓尽致的表述。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岗位派”对“同路人作家”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把他们一律骂为“资产阶级作家”和“反动分子”，甚至连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不例外。他们不懂得文学阶级性原则的复杂性，采取庸俗社会学的立场，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因此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主张文学“政治化”，而根本不顾文学的特殊规律和复杂性。
“岗位派”的这些思想言论一出笼，立刻引起文化艺术界一片哗然。当时文坛的实际组织者、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沃隆斯基，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为了维护党的文学路线，针对“岗位派”的言论首先进行了反击。他以《红色处女地》和他与布哈林共同编辑的《探照灯》杂志为阵地，接连发表文章，批判“岗位派”的极左文艺方针。作为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他基本正确地阐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
但是，沃隆斯基的批评文章一发表，却像捅了马蜂窝一样，立刻引起“岗位派”的围攻。他们指责沃隆斯基对待文学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攻击他奉行的是“文学孟什维克主义”，执行的是“反革命政策”。还把他团结在《红色处女地》周围的“同路人”作家统统称为苏联现代文坛上的“反动分子”。这样，“岗位派”也就同时打击了几乎所有“同路人”作家。于是，以团结着“同路人”作家的沃隆斯基为一方，以“岗位派”为另一方，你来我往，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论战涉及文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如何坚持党对文学的领导，怎样对待“同路人”作家和文学遗产，如何领导和组织文学，等等。集中到一点，是党应有什么样的文学政策。
为了回答文学争论中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中央宣传鼓动部报刊局于1924年5月9—10日召开了党的文学政策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内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布哈林、托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有具体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还有争论各方、各个团体和派别的代表。会议根据讨论的结论，通过了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雅柯夫列夫起草的决议案。决议的基本精神是支持沃隆斯基的方针，批评“岗位派”。后者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递呈上诉，请求仲裁。十三大非但没有接受上诉，反而把会议决议案中的重要条文写入十三大《关于报刊》的决议。[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