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时间：2021-07-11 16: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梁漱溟一生深爱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奔走国内当时政治对立的各方,呼吁共同抗日。胜利后,他又为和谈奔波,向各方陈述自己的主张。建国以后,他又以党外人士、共产党诤友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计献策。可就是这样一位以拳拳之心爱国报国的老人却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相交数十年,被尊之为人民领袖的也是梁漱溟本人十分尊敬的人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乃至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是“拿笔杆子杀人”,“野心家,伪君子”。这次冲突虽已载入历史,但重提此事,仍有借鉴于后人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次冲突的伏笔,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内容做一分析,以求专家指正。
一、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之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这方面也想听听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毛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都有详细论述)。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毛泽东在一天时间内,应该说还是认真看了。因为据梁自己回忆,第二次见面时,毛的桌上放了一沓纸,纸上记着梁书中的话,有些还用红蓝笔划了圈。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两人观点出现严重分歧,虽然谈话的气氛尚可,但分歧毕竟给二人以后的共事产生了影响。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性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作用。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毛听了后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毛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随即反驳,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我以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诚然,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打碎了他这一梦想。梁漱溟的劝和也给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即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在梁漱溟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此事终未造成后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误会,也难怪七年后周恩来能重提旧事。尽管梁漱溟后来为这事一直内疚,但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已成为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刚从苏联回来,即邀请梁漱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毛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在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冲突发生时,毛也就此事做了阐发。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此他认为梁提到的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而且情由可原,不必大惊小怪。他说:“贫穷农民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只要我们执行好土改政策,出不了太大偏差。”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这五支伏笔如果单个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但要联系起来看,就会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产生看法。所以当后来,梁漱溟再要提批评意见时,遭到毛的严厉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