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
时间：2021-07-11 04:00: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召开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八大”“九大”），开展了一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发生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它起始于“七大”前后，结束于“九大”闭幕。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就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长期以来，在研究红四军这场总结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往往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与“九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产物。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中，简单地把朱德、陈毅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认为前者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正确军事路线的唯一代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军事学院（后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任教时，曾奉命参与关于红四军“七大”资料（兼专题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时任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曾参加过红四军的这几次会议。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给专题组以有力指导，并在全校做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笔者有幸多次聆听了萧克将军的指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担任了专题组的执笔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启示。
“七大”主流是好的，并非一无是处
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在如何建军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且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的党和部队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于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红四军党内，甚至前委成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红四军“七大”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会前，毛泽东曾向前委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并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七大”决议）。
萧克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七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一些当时的来往书信资料，对决议的正确面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七大“决议”存在的缺点是“非主流”的东西。他指示专题组，研究“七大”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根据萧克的指示，专题组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档案，收集了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多次开会对“七大”决议进行了反复研讨，最后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七大”决议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对许多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一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结论性的分析，尽管不会完全正确，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为后来中央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则是有据可查的。
“七大”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列有7个小标题：1.过去工作的检阅。2.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3.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4.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5.对朱毛同志的意见。6.总批评。7.提出下列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这是《决议》的基本部分。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只写了“由新前委讨论”一句话，没有具体内容。
对“七大”决议第一部分“党内争论问题”，专题组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及当时实行的若干政策、制度问题的争论
“七大”决议在“过去工作的检阅”标题下，把这方面的争论，归纳为12个问题，并作了明确回答。主要是：
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七大”决议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自湘南红军退到边界来，需要一个时期的割据，以整理红军，保持红军武装，发展边界党及群众的组织，扩大地方赤卫队，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但是，“八月失败”以后的边界割据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关于红四军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和行动方针问题。“七大”决议指出：1928年5月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是对的，但军委对湘南敌情估计不足，太无准备计划，是不对的；同年7月，二十八、二十九团回湘南则是顺从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为了应付两省敌人“会剿”，出兵赣南游击，是对的；同年5月，红四军前委对主观情形未曾有很好的估量，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是不对的。
关于边界建设问题。“七大”决议指出：在政权形式上，井冈山时期，有一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下山以后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对的；在经济政策上边界有个时期采取极端没收，含有军事共产的意味，实出于不得已，以后逐渐改正，是对的；在地方武装建设上，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
关于若干制度问题。对于红四军建设中的军需制度、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七大”决议作了具体分析。如指出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认为宣传兵是“吃闲饭（吃冤枉）的闲杂人”的偏见，非常不对。又如，指出红军成立士委会，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实行士兵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