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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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基于国共两党都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旧三民主义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迫使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人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点燃了文化希望之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崛起,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关键词:先进文化;第一次国共合作;马克思主义;新三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4-0054-06
先进文化是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时代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文化。先进文化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下有不同的内涵,其内容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先进文化始终是进步党派追求的价值与行为的坐标。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过,现代化背景下的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1](P129)不仅国家、民族间的合作需要文化的粘合,政党间的合作也如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正是基于国共两党共同的文化诉求,源于双方都感知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自觉履践当时先进文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对先进文化共同的珍视和追求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基础。
一、旧三民主义文化的困境
旧三民主义是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2](P424),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文化诉求。旧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理论武器,指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结束了两千多年来横亘于中国领土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P694),随着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步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主题的切换、历史主角的变更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必然要求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旧三民主义已不再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需要,昔日的积极意义已被时代冲淡。在新的现实碰撞下,旧三民主义逐渐暴露出了许多缺点与不足,如毛泽东所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失了灵魂”[3](P697),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有:
首先,旧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纲领,反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天真的幻想,本着“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的原则,在政治上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文明,在经济上幻想西方的帮助促进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文化上以基督教徒孙中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看不清帝国主义宗教文化奴役思想的本质,所以未从根本上涉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以倍加推崇西方文明,天真地认为西方国家会支持它的“中国学生”。但是,正如每一个国家都有她的两种民族特性和文明一样,[4](P372)帝国主义国家只是在本国推行民主、自由,在别国只会支持能保证自己利益实现的傀儡政权。20世纪初,英、美、日等国亦如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便全身心投入实业建设。他多次考察欧美国家,向他们提供在中国兴办实业的蓝图,却屡遭白眼与讽刺。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领导了多次战争,都曾不遗余力地争取外援,但是从“二次革命”企图“联日”努力的落空到遭遇陈炯明与英帝国主义的联合背叛,他的努力只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与讪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极力扶持袁世凯的势力,后又积极支持南北各军阀。为什么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有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能助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国际友人?有没有较西方文明进步的新的文明模式可供中国学习?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在遭遇帝国主义国家的无数次冷眼后产生的疑问。
其次,旧三民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陷入了另一个泥沼:其核心民权主义幼稚地将封建主义等同于满清帝制,低估了中国封建专制的深厚根基和传统潜力,认为推翻帝制,民权主义就实现了,民主共和政体就不会遇任何阻力自然而然地屹立于中国的领土之上。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新的政体及标志民主共和的《临时约法》,但新的政治体制未触及旧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如阿Q所见证的未庄革命后的景象:“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是先前的老把总。”[5](P92)人民的生活境遇更是没有改变,广大民众没有获得任何权利,仍处于失语的边缘地位,中华民国只是“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摆设罢了。
其实,中国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沉淀于人民的意识、习惯等社会心理之中,传统的政治精英如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做着“当皇帝”的迷梦,而带有封建小农意识的农民对这种于己没有切肤之痛的民主政体没兴趣,所以当强大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时,“换汤不换药”的民权运动迅速败下阵来。袁世凯称帝的政变、张勋复辟的闹剧、段祺瑞的“安福”丑闻等就是对资产阶级共和理想的最大的嘲讽,而孙中山企图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思想的流产给了资产阶级政党巨大的警示作用。正如李泽厚所说,辛亥革命“打倒了一个清朝皇帝,带来的反而是新形式或旧形式的大大小小的洋皇帝或土皇帝”[6](P801),封建主义结合新的或旧的形式的复辟宣告了旧民权主义的破产。
再次,旧三民主义除了对革命对象认识不清外,还在于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工农大众。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护法战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采取精英动员的方式,即依靠军阀和当权的政府官僚。殊不知,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摧枯拉朽、改造社会的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20世纪初,广大农民由于遭受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每况愈下,走向破产和赤贫化,广大群众的土地要求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如果此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能提出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方案,并宣传和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培养他们的反封建意识,那么就一定能动员有巨大革命潜力的底层人民为民主共和而斗争,中国的历史肯定要重写了。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没有提出真正关乎民生的民生主义,旧民生主义没有从所有制层面上触及地主土地,没有涉及农民的物质利益,没有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土地问题,因而没有找到真正坚实的革命基础的旧三民主义最终归于流产。
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的压力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实用理性,他们选择和承受一种理论和学说主要是因为它的有用性,有用即价值。如果自己信奉的理论不再具有实践效用了,他们就会抛弃它,抑或寻求新的理论来修正它、补充它。孙中山也不例外。面对自己揭橥的旧三民主义在事实面前的破产,孙中山陷入了迷惘与思索中。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