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时间：2021-07-06 08:02: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当人们沿着福柯的思路对话语实践和它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维度,这一点既表现在学者处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理论洞察和分析力度方面。所以,我十五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的初衷就是,能不能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方法论上做一点突破。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帝国研究。目前国外的新帝国研究已经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之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新帝国研究,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研究方面,我认为新学术发展得相当缓慢,主要是由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至今还在统治和引导我们观察近代史的方式。设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从话语政治的视角出发,对中外历史文献进行全新的分析和诠释,并把这些分析和诠释,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这一类重大的问题放在一起解读,那么就可能得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近代史的叙事恐怕由此就得改写。
我在书中强调的是,近代史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它与当代的和目前还在展开的世界大格局密切相关,这种时间性也是后殖民理论以来的新帝国研究学者尤其重视的。因此,对于时间脉络的追踪和分析,同时也必然要对近代史的时间框架提出新的挑战,甚至要对历史和时间的关系提出一些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思考和理论建树。举例说明,前些年资助美国打海湾战争的那些大石油财团,其中就有十九世纪英国对中国鸦片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一些家族的后代,比方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股东。这说明,在当今的石油战争和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纽带。假如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研究鸦片战争或者近代史,而没有把后来以至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放在眼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掉一些重大的思想环节,也就失掉了我们关怀近代史的根本理由。因此,从话语实践的层面出发,如何思考历史叙事的时间,在历史与当代的时空之间能否发挥新的想象力,并且打开新的诠释可能性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判断。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话语政治的历史研究与强调语言学转向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理查·罗蒂所说的语言学的转向,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转变,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正如我在导论中所强调的,假如我们一味地重复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忽略甚至忘记了近代帝国的军事通讯技术,对于符号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产生曾经发挥了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语言学的转向本身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也会导致重大的思想误区,好像语言学的转向是纯粹发生在哲学思想传统和语言学内部的一件事。我认为这种解释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在书中提出用“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来取代“语言学的转向”的提法。
第四点,对于什么是历史证据,以及如何认识历史“事件”等问题, 我在书中也尝试着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探讨。比如,为什么在多数人心目中,战争就能构成所谓的事件,而国际法翻译的话语实践就不能构成事件呢?历史学家会追问,如果没有“夷”字之争,战争是不是可能发生?当然可能发生。那么如果没有国际法的存在,战争是不是可能发生?当然也可能发生。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条约文字的束缚,没有话语实践的参与,那么战争发生的时机、性质和后果都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战争的合法性方面,以及在后来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方面。十九世纪国际法的翻译对于后世的影响力,明显要比当年的某一场战争本身更加深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前理解有一定的思想局限,因为我们看不到话语实践也是历史事件。事实上,围绕“夷”话语曾经展开了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掘并不是要把鸦片战争的发生仅仅归结于一个“夷”字的论争上,而是要追问在现代世界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帝国的主权想象是如何得以呈现的。《天津条约》对“夷”字施行了奇怪的禁令,我对禁忌本身很感兴趣,因为这一禁忌足以说明帝国无意识的很多东西,比如帝国对于主权和统治的想象,都可以从禁忌和无意识的角度去分析。
总之,我在这本书里提出“衍指符号”(super-sign) 这一理论概念,其着眼点就是解释现代帝国与跨语际的思想符号相互纠缠的历史,以及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认知范式,特别是有关主权的论述系统,如何最后落实在学科本身的建制上(如国际法、 近代史学、 国际关系、语法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历史表明,许多近代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知识的生产,都不可能从其知识内部的发展寻找动力和原因,相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学科”本身如何以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不断地复制和强化现代帝国的统治秩序,继而成为本书所讨论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接下来是如何思考普世价值的问题。我也关注过国内这几年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比如“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回顾当年国际法的翻译,尤其是“权利”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法背景,我们不难看出,本来是某种特定场合的论述是如何被普遍化的、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展开的等等。总之,如果历史发生的过程不在我们的视野里,那么我们对普世价值的把握可能会是完全两样。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是思考将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国际主义的前景,我对殖民史学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呼唤新的国际主义的到来。
希望国内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能够充分地关注中文文献以外的档案和文献。比如黄宇和(John Y. Wong)的研究。黄宇和是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整理中英外交文献编目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曾写过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当然,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我还不太一样,也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不过,他处理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尤其坚持的。我处理的则是近代史中的话语政治,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相关联的,但必须是独立处理的问题,好像还没有人系统地关注过。当然,我很愿意听取历史学家对这本书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