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分析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
时间：2021-07-05 08:01: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美苏对于国民党政府唯一合法地位的确认是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国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为两党的政治谈判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庆谈判；国共关系
重庆谈判何以缘起？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从抗战结束初期中国政治自身演变的态势来分析的，即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国民党暂时还不具备打内战的条件，介于国共之间的民主党派所宣传的“中间道路”又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战后初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特殊平衡，重庆谈判正是这一特殊政治平衡条件的产物。这种看法明显忽视了美苏大国背景的作用。而这种大国背景的作用都趋向于同一个方向：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进而导致国共政治力量对比的骤变。可以说，美苏对于国民党政府唯一合法地位的确认是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简称“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基本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所强加于中国的有关条款，承认了美苏通过雅尔塔会议所构建的远东格局，所以选择该条约为切入点，正是因为它表面上是中苏双向协定，实际上是中与美苏之间的关系格局的协定，可以涵盖当时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外部国际背景。故本文从中苏条约的签订这一国际背景入手，对重庆谈判召开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军入华与势力再分配
日占区的接收相当于战后势力的再分配，所以国共都对日占区的接收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国民党虽为执政党，并力图独享抗日胜利的果实，但中国共产党也已在抗战中崛起为有力的力量，足以要求与国民党分享抗战胜利的成果。因此，国家法统对于抗战胜利时的中国有特殊的意义。所谓名正言顺，谁是国家法统的代表者，当然就意味着可以代表国家受降接收，从而占有广大物质资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并可以以此排斥他者的接收权利。
而从苏联的视角来看，它毗邻中国，对中日战争的形势走向有很大影响。二战期间，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随着战争的进程，盟国均意识到击败德军之后，苏军必将转入东方战场对日宣战。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由于当时对日作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英美为了避免巨大的人员牺牲，作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美国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美国对苏联开出的参战条件是：维护外蒙古现状，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和利益，千叶群岛交给苏联。“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胜日本后无条件地予以满足”。[1]
苏军入华的微妙之处在于，苏共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讲，苏军到来完全可能与中共联合。基于对苏共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同质性的认识，毛泽东预计战后苏联一定会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认为战后“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2]七大后，毛泽东和全党对于战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充满了期望。正因为考虑到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麻烦，因此如何防止苏军与中共发生联系，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1944年10月起，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谈判，此举的目的之一，是“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3]也就是说，国、美两方均意识到，苏军的到来将对现行的政治秩序产生破坏作用。因此，蒋把重点由与中共谈判转入对苏谈判。蒋并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苏联，而是认为可以在满足苏联若干利益的前提下与之签订条约，从而将苏联这个原本被视为中共的条件，反过来，变为国民党的条件。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政治实力骤变
为防止苏联入华后放任共产党接收大城市而拒绝国民党接收，中国国民党急于与苏联会谈，尤其是得到政治上的承认。
1945年6月30日，中苏条约开始谈判。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中苏条约谈判基本是在美苏雅尔塔协议所框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缺乏自己的考虑。在国民党事前拟就的“对苏交涉方针”中，“中共问题”被专门列为一款。显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谈判与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衔接起来。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4]。这样，原先隐含在雅尔塔协议中限制中共发展的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蒋介石明确表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宁，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候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5]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中共方针的雏型。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6]这个条款意味着中共成为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利益交换的政治筹码。总之，通过此次在莫斯科的谈判和缔约，苏方确认了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并承诺将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在形式上形成了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的对华政策相互协调、共同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和压制中共的关系格局。这样，“苏军参战”这个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的重要条件，被蒋介石在莫斯科收入囊中。
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次良机。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