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常态下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
时间：2021-07-05 04: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法治新常态”是党中央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当前法治状况所做的形象描述，并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法治新常态”下，政府权力作为我国政治体制“六权分工”中横向上的重要一环，需要掌握好，政府权力与党中央的领导权的关系、与人民代表大會的关系、与人民政协的协商权的关系、与两院司法权的关系、与中央军委的军事权的关系，形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构建法治新常态下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
【关键词】：法治新常态 政府权力运行机制 权力清单
序言
对于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划分，马克思·韦伯将合法的统治方式大致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统治”。“法理型支配（统治）要求人们服从的并非是支配者个人，而是服从一个非人格性的无私秩序；组织内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组织成员理性地追求其利益等事务中，要遵循法律规范而设的行政程序并且遵循这些一般化的基本原则。”其具体特征表现为：1.遵循法律至上原则，在法理型统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被要求遵循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与权利义务；2.区别于传统型支配下的人治模式，法理型统治下实施的是客观化的、非人格化的管理，即理性官僚制；3.法理型统治要求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建立完善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制度。1978年到2016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逐步建立阶段，也是法理型政府权力机制逐渐完善与发展的阶段，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于1978年之后，逐步成为法理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虽然中国政治体制的表述仍存在争论，但是鄢一龙教授提出的“六权分工”体制基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权力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实际运行架构的关键一环，讨论政府权力的运行机制绕不开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外部脱离不开党的领导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人大的立法权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全国政协的协商权和两高的司法权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法治新常态下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首先要求我们解决好在政治体制内部与其它权力间的关系。从中外政府权力结构比较来看，我国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政府注重行政上的协调统一；从历史发展上来看，政府强调突出宏观调控职能，但仍然享有广泛的资源配置权，含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从对内关系上来看，政府权力作为我国政治体制“六权分工”中的重要一环，需要掌握好，政府权力与党中央的领导权的关系、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与人民政协的协商权的关系、与两院司法权的关系、与中央军委的军事权的关系。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深化三中全会加快法治中国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决定》中对于“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论述是基于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现状以及对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规划，中共中央在《决定》一文中着重提出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法治新常态的背景下，意味着我们政府要切实遵守依法行政原则，落实权力清单制度，明晰权力来源，完善权力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六权分工”体制下的党的领导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党的领导权是最高国家权力，在“六权分工”体制下处于纵向权力分工的最顶层，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起到引领功能，对其他五项国家权力具有支配和整合功能，党的领导权具体体现在决策过程中，恰恰是要指明方向、提出目标、设计路线图。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中共中央做出的《决定》提出：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从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法治新常态下要求实现法理型统治，政治体制中的支配者（中国共产党）与被支配者（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都要求遵循法律至上原则，党的领导权既体现在领导立法，同样体现在带头守法；政府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因此党的领导权与政府的行政权都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样，法治新常态下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用法治的思维开展工作，法律赋予了政府行政权，政府的权力运行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党的领导则为政府指明了方向，同时党也要带头守法，党的领导不能超越法律，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保障法律权威得以实现。
二、“六权分工”体制下的权力机关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在鄢一龙老师一文中指出，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处于纵向分工的第二层，“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他负责，受他监督”。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最主要体现制约与监督的关系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政府的权力受传统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行政权十分发达，是国家权力中最广泛的权力。具备行政法规立法权、国防权、外交权（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经济社会管理权（编制国家规划、管理经济社会各项事务等）、组织管理权（管理行政区划、管理民族事务、管理编制、审计、监察等）。伴随着宽泛的行政权力，我国距离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正如《决定》中所提出的：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