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一个整合性的文献综述
时间：2021-07-05 00:02: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环境抗争可引起政策变迁。当代中国环境抗争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政府责任四个研究范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议题聚焦和关系结构；政策变迁包含政策连续与终结、政策创新与维持两对基本关系，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基于“政府回应”视角下环境抗争产生政策变迁的机理结构、运行过程及发展范式可以概括为环境抗争的策略手法与中央和地方体系的分层回应：策略手法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环境抗争的“直接利益诉求与间接环境意识的多样统一”；分层回应表现为环境抗争手段及动员联盟方式决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产出和政策调整。最后指出，已有研究缺乏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运动及反大坝建设三类作整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抗争主体和客体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政府如何回应环境抗争研究较少。
【关键词】环境抗争；政策变迁；社会运动；策略手法；分层回应；环境治理；环保运动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4）05-0012-16
一、引言
社会抗争的理论告诉我们，若既有的社会状态是趋近完美无瑕的，绝大多数的资源配置以及权力关系是让人信服和泰然处之的，那么社会抗议、街头政治或者社会运动就不会频繁地出现于社会之中。少部分令人心生不满、怨愤满腹的利益表达关切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利益综合途径来加以解决；反之，若社会中的资源配置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政府决策缺乏公开透明，那么社会抗议的种子将会埋藏于阶级愤恨、阶层对立的关系及情绪之中，一旦这些被压榨或者深受相对剥夺感困扰的人们理性算计到“拒绝继续扮演目前安守本分的角色所带来的损失小于通过各种手段扰乱既存秩序的风险时”，社会抗议的浪潮就极有可能爆发并愈演愈烈。
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撰写的《2012—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具有的新特点包括：空间上从中西部向东部延伸、规模增大、时间拉长；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社会冲突有三个焦点问题：征地拆迁、劳资关系和环境保护。其中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占50%左右，环境污染加上劳资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30%左右，其它的占20%左右，而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问题。[1]工业化的加速未能避免中国的环境形势步入“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阶段。尤其最近十年来一种声音指出：中国的环境容量已经达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2]环境污染的加剧在根本上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西方国家先污染后防治的发展路径虽然被官方战略用语改变，但是其本质仍然存在并有恶化的趋势。
衡量环境冲突加剧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环境保护当局受理的“环境信访”案件的变动情况。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环境信访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猛增加：“八五”期间，全国环保系统共受理来信28.3万封，其中1995年为5.8万多封；而2001年一年即达到36.7万多封，超过上述5年的总和，为1995年的6.3倍；到2005年，环境来信数量更是超过60万封，为“八五”期间的2倍多和1995年的10倍以上。环境上访的数量也从1995年的5万余批次增加到2001以后的每年8-9万批次，11年间增长了10倍多；同期环境上访的数量则从5万余批次增至8-9万批次，增长了近2倍。[3]有些省份的环境信访是信访工作的重点，例如由于工业化开发建设和太湖污染蓝藻问题，江苏省环境信访自1996年起已经连续多年被列为全省“大信访”中的“热点问题”。[4]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环境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国家治理的优劣，环境正义直接影响到一国政权合法性的高低。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结尾部分，卡森（Rachel Carson）说道，当代文明站在一个分岔路口：一条是我们所熟悉的平坦畅通的高速公路，正在快速地通往灾难的终点，而另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可以带来地球的永续发展。[5]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抗争事件，政府治理捉襟见肘。具体表现为：现有政府治理体制无法成功消弭环境抗争事件的影响，在面对重大环境抗争事件时往往会表现出失灵的症状，已经做出的重大公共政策决策说停就停，说放就放，最终导致政府投资兴建的城市公共项目受罚、整顿、停工、停建、改建、移址等政策变迁行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经济繁荣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突显期”并存共生的转型背景，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为什么重大环境抗争事件往往能够产生公共政策变迁？
归根到底，权力拥有者不会在没有压力之下就赋予权利。在探求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一方面要着眼于构建社会稳定结构的新形式，消弭社会抗争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立基于强化政府政策能力，消弭转型时期的托克维尔困境。国家治理必须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一双向运动中进行艰难的平衡，国家重建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因此，本文尝试从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二者的关系入手，以小见大，由点及面，进行整合性的文献述评研究，期冀能够对学界深化相关认识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环境抗争的多维研究范式
环境抗争属于社会抗议的一种典型范式，环保运动是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运动。对于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的文献综述，首先需要扫描环境抗争的研究范式，而后廓清政策变迁的内涵与演绎，最后分析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二者的关系，进而给出研究评论和提供研究发现。中外学术界对环境抗争以及环保运动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入四种研究范式：
（一）公民参与的研究范式
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视角主要有环境的公共财产理论、环境的公共信托理论以及公民的实体环境权理论。第一种理论强调，环境污染的根源或环境质量之所以恶化，关键在于人们所使用的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够严密和周全。[6]第二种理论指出，凡是涉及到公共资源的管理，都必须由具备受托责任的代理人来对共有财产进行管理。[7]第三种理论关注公民具有享有良好生活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使自然环境免受恶化的权利，即所谓的环境权，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以及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等等。迄今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在其宪法和立法中规定了环境权，环境权或者作为人的权利之一，或者作为国家的职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均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实践。[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