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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时间:2020-03-27 07:38: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反“宏大叙事”的理论立场,而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之一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不屑一顾。然而,后马克思主义既认为“科学”“无能”又承认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通过承认“知识”作为文化发展的动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作用,肯定“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力承担者的角色。这些都表露出它对社会发展动力论隐晦而间接的认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传统的社会发展动力论的理解,已随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推进而有着更为多元的内容。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041-07
      郑忆石(1954―),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上海 2002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9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知识、知识分子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知识是一般生产力等观点,对此作了明确肯定。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因其“反传统”、“反中心”、“反基础”、“反本质”的理论立场,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被嗤之以鼻。然而,详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一些理论,却不难发现其关于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的观点隐含着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
      
      一、科学:“无能”与“影响力”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派鼻祖德里达,在发起“也许最激进、最全面地从内部瓦解形而上学的尝试”[1](P26),力图从内部破坏和颠覆等级结构的大厦时,在将哲学与文学的地位等同,认为“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很少说明并且只是粗浅说明的符号概念”[2](P121)时,认为科学与哲学别无二致,两者都是一种符号系统,“各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科学技术制度之间、各种文字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牢不可破的,而这些文字系统既不只是‘交流手段’或所指的工具,又不同于这种手段或工具;权力和一般有效性的意义可能作为意义和主宰(通过理想化)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始终只有通过‘符号的’力量而与文字的使用联系在一起”[2](P138),因而都是通过“文字系统”在假设它们的实在世界,而不能提供一个通向不变现实的窗口。
      这样,当德里达在强调无论哲学还是科学事实上都是流动的和易变的时,当德里达强调“我们必须理解科学的这种无能,这种无能也是哲学的无能,是认识的终结”[2](P139)时,德里达通过否定科学的价值并通过这种否认而完全抹杀科学的其他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
      与德里达相似,詹姆逊也从未看好并承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却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3](P483)在詹姆逊眼中,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只是一个“用作概括受当前社会中受机器运作操纵的僵死的劳动力”的“简称”[3](P483)而已。然而,作为一个力图融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解构主义精神于一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詹姆逊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的辩证立场,又与德里达有异。
      基于人道主义的评判立场,詹姆逊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滥用”不仅造成了环境、生态等自然问题,更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的异化,“那储藏于机器中的劳动力,包含了人的动力,反自然的动力,确是人在当前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异化的能力”[3](P483);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动力实践”(practico-inert),其内涵的“反终极性”(counterfinality)“以大家无法控制、不可知晓的形式,为我们的集体实践及个人实践带来冲击,拓展出一个广阔的无理想的‘迪世托邦’(dystopia)层次”[3](P483);科学技术与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的巨大改变”[3](P229-293),因而后现代文化的“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文化语言”[3](P433)等,它都逃不脱干系。
      从现代人对高度发展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并被它搞得心醉神迷的现实中,詹姆逊得出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内化为一种后现代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导致了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人的感官感受、精神特质,都具有平淡感、缺乏历史感的典型特征:“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3](P293)整个社会则演变为由多方理论构成的放任领域。就此而言,詹姆逊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作用,无疑持否定和批判的立场。
      尽管如此,出于历史主义的评判标尺,詹姆逊又认为,作为包含了人的能动创新性的科学及其技术,潜在的蕴含着解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能力。他强调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必须结合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要探讨科技革命中的不同阶段,也就得从资本发展的各个阶段说起;用这个方法来区分机器能力在不同时期的特性,才是最有意义的。”[3](P483)他还赞同曼德尔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的”、“垄断的”、“后工业”的三个阶段[3](P484)。据此,詹姆逊在将文化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3](P485)三个时期的同时,又认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所身处的年代称为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机器时代”,而文化作为社会及其科学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推动。“我们要明白,既然社会及科技的发展会从一个时期演化到另一个时期,则社会文化跟机器的关系以及它对机器的再现的方法形式,自然也会因时移世易而辩证地转变。”[3](P485)在詹姆逊看来,尽管后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其貌不扬”,不像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有着“壮观”的表达[3](P486),但是,前者在貌不惊人的背后,“在表面上、在平面化的形象本身之中,带来一种内向的爆裂”[3](P486),它使人们对美感的把握不再墨守成规,使“我们今天的文化重心不在机器的动态能量上,而在各种各样、日新月异的再生产过程和方法上”[3](P486)。
      这样,我们看到,尽管詹姆逊一再重申自己“并不愿意认定科技是我们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实的‘最终决定因素’”,认为“尽管当前社会的科学技术有惊人的发展,尽管尖端科技是充满魅力的”,但“其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广为人所接受的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更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3](P488)但是,他又从文化分期的角度,通过阐释科学技术对文化发展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时,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3](P308)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制度的扩展,今天资本主义的制度扩展,已经进入了“全球规模”时期,随着欧盟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世界经济已经由区域融合走向全球融合。“目前,我们正处于另一个转型期,面临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我们要在这庞大的体系的统辖下面对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的空间。”[3](P508)在詹姆逊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消费主义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3](P418)。因此,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出路,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新时期的内在阶级动力几乎没有时间发挥作用,尤其是新出现的劳工组织形式和政治斗争都适应已经改造了的商业世界的全球化规模”[4](P309)。
      晚期资本主义制度“扩展”的工具,是信息和电脑技术。利用它们,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的观念和方式,而且改变了现行制度的特征,即使它具有后现代文化性。“‘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方八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其中包括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残余’文化及‘新兴’文化等迥然不同的生产形式],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4](P432)利用它们,资本主义将其制度更为有效地扩展到了全球。然而,在詹姆逊看来,信息和电脑技术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展的工具,同时又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第二个基本战略(“制度扩张”是第一个战略)。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全新商品的生产”。因此,后现代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尤其是原子能和电脑技术,“既有能力生产新型产品,又是开拓新世界空间的工具”[4](P309)。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不仅“缩小”了地球,而且根据新的规模重新组织资本主义。
      据此,我们看到,当詹姆逊以资本的张力描述后现代及其全球化时,他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阈,仍然是科学技术及其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在于科学技术的有形效应,更在于它的无形效应,在于它通过其有形的物化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人们思想观念的作用,在于以它为主线构成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就此而言,詹姆逊不仅没有否认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相反,却在形式的“消解”中,实质上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
      表面的“解构”与“消解”,却暗喻着实质的承认与肯定。德里达和詹姆逊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矛盾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力图“悬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基本理论,却并不能绕开这一问题。个中原委,仍然在于科学技术在今日世界对社会发展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之“巨”,已经与马克思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怎样激愤的心情、多么尖锐的言辞、何等严厉的批判,谴责科学技术的滥用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却又都能基于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对科学技术的正负效用,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技术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贯穿始终的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理论逻辑,也是后马克思主义无法摆脱的“梦魇”。
      
      二、知识:文化动力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与后马克思主义否定“元叙事”的基本立场一致,除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其他人都没有直接涉及和探讨过关于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然而,不直接探讨不等于毫无涉及。透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迷雾,我们仍可窥见其中潜藏的相关观点。
      利奥塔视“后现代社会”为高度发达的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认为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它本质上是计算机社会、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言谈或话语。科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对知识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利奥塔看来,由于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获得与传统的方式(个人的教化、心灵的培育等密不可分)已经大相径庭,由于计算机化的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力的原则,知识不再是目的本身,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出售。因此,知识是以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信息商品形式出现的。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对社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利奥塔指出,就经济而言,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是生产力人口构成的显著变化: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日减,专业技术人员与白领工人日增;就国际社会而言,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为争夺和控制信息而战。[5](P3)由于在后现代时期,科学知识将继续保持并强化对生产力的重要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将不断扩大。就政治而言,知识不仅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计算机化使得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功能已经愈来愈依赖机器,因此,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或应用真理标准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效率、真理、公正、美感的技术质量、伦理常识、听觉视觉等标准的问题了。在利奥塔看来,在后现代社会,知识使人们有能力构成“好”的指示性、规范性乃至评价性的表述。但是,又由谁?以什么标准?怎样对这些表述做出或“好”或“坏”的评价?当权力和知识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时,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知识呢?[5](P63)
      利奥塔的上述观点,虽然意在揭示后现代社会知识的特性,但却在其相关表述中,表达了他对知识在后现代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肯定。
      对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詹姆逊则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之间的关系时,从知识构成文化动力的角度表明了其观点。在他看来,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更直接的国际文化语言”[3](P287),是“包括电影、新闻、电视、广播、时装和建筑的款式、新的生活方式等”在内的一种全新文化或“后当代文化”[3](P277),“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3](P292)。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形成和发展的母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不能脱离后现代的时代变化而存在,“它根据新环境中社会和历史状况有利还是与否逐步移入新的环境中”[3](P287-288),“‘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方八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3](P432)。因此,后现代将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融为一体,在“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的同时,促使我们充分认识其中的“文化主导”[3](P432)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两者是“二而一”的。
      詹姆逊强调“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对于“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3](P432)的意义。据此,他进而分析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和本质。
      就其特征而言,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生活的体现与形式,具有不同于近现代社会的新特点:一是新的平淡感。“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3](P440),它无论在绘画、建筑领域,还是在文学、理论领域,都有充分的体现,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和形式[3](P228-290)。二是微弱的历史感。“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3](P419),从而“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3](P433),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浅薄”[3](P290)。三是情感的消逝。由于它没有丰富的主观色彩和心理分析[3](P294),因此,尽管后现代文化带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或“情感的‘强度’”,但却是带引号的“强度”情感[3](P433),透过这种文化的表层,可以发现在“最终极、也是最浮面的金光尘埃之中,我们只可见到一种无端的轻狂和浅薄,一种无故的装潢和修饰”[3](P442)。四是美感界限的模糊。它关注“普遍”而放弃“特殊”,只需“大众”而抹去“高雅”,追求“戏仿”而放弃“反讽”,只认“当下”而否认“乌托邦”[3](P398-401)。美感界限的模糊,表现为“矫揉造作的文化特征”[3](P424)。
      就其本质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形式特点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的内在逻辑”[3](P419),即:“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路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3](P418)消费社会的商品化、“快速”化等时序特点,在导致后现代文化上述特征的同时,也表明由于后现代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消费特点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出一种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在社会整体的生产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3](P429)因此,后现代文化在本质上,不过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时代的产物和反映,是一种彻底的商业文化。
      分析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的关系,揭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和本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弊端,并不意味詹姆逊根本否认了后现代文化及其后现代资本主义。在批评那些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分析模式不适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时,詹姆逊赞同经济学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历史进化过程的分期,认为后者“把当前涌现的这个‘新’社会视为‘资本’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并论证说明“即使这样的新社会的确在现今世界存在,也只能是一个比从前的任何存在形式更‘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3](P425-426)的观点,证明和肯定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模式,“简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3](P484),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的全球化并使全球的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时才是可能的观点,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3](P507-508)
      在詹姆逊看来,尽管“就历史发展而言,我们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制与介入”[3](P484),然而,他又在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相联系并进而揭示前者的本质时,通过分析其文化逻辑,指出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变化,同样将带来人的性质的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是社会形态由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的一场文化“革命”,它培养出新人,从而带来新的革命,带来新的社会结构。正因此,詹姆逊才要求人们,在“看到后现代主义再现或再生产――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的同时,视探寻其中“是否也有拒绝这个逻辑的方式”为“更为有意义的问题”和“必须将之开放的一个问题”[3](P419);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同时,通过肯定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在于主张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通过“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消退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便“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3](P432),使文化得以从根本上干预经济,在发挥其应有效应中真正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詹姆逊自信自己“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3](P287),就在实现社会发展动力从马克思的生产力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向,在肯定了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探讨价值的同时,承认和肯定了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知识分子:文化生产力的承担者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发展作用,后马克思主义涉及极少,更未有过直接肯定,相反则是多有贬斥。这在德里达的理论中表达得最为直接。
      德里达在反诘马克思主义“终结论”,指出马克思思想只是一个历史“幽灵”时,谈到了受独断主义的霸权概念支配的西方文化,并在分析这一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政治性存在文化、大众传媒文化、学术式文化)时[6](P76-77),通过批判文化霸权,涉及知识分子问题。
      在德里达看来,三种文化虽然在“场所”、“形式”、“权力”上不同,但实质却相同,即都是“由我们文化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场所或机构所组成的一套装置”[6](P76),“是由同样的机构或与它们不可分割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6](P77)。它们借助技术进步的力量和传媒的中介,形成一种霸权话语,“是在公共场合的每一个角落组织与操纵着公众的表白或证言的东西”[6](P76)。
      在德里达看来,由于“学者型的或学术式的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文学理论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家的文化,他们的话语本身不仅经由学术的和商业的出版社所传达,而且也为一般的传媒所转送”[6](P77),因而同样是一种与霸权和帝国主义有着交流和合作关系的文化。而作为学术式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则因其与“霸权或帝国主义一道,相互交流并且合作而生产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6](P78)。可见,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德里达不仅不认可,而且持较为坚决的否定态度。
      然而,如果我们绕过德里达关于知识分子“生产着世界上强大的力量”的霸权解构帷幕,我们却可以体悟其中包含着的另一层含义:德里达承认了作为文化生产者和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
      作为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虽然申明其理论是从“知识分子领导权设计以及表达它的理论观点开始”[7](第二版序言,P2)展开其社会主义策略的探讨的,然而,由于其主语在“领导权”,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在其相关理论中,同样没有直接涉及知识分子问题,更没有谈到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有无推动作用的问题。然而,当拉克劳和墨菲分析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时,却指出其形成了从政治的阶级同一性,向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大众同一性领导权的转换,“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两人对葛兰西这一思想的价值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使“领导权联系的合理特性不再是隐藏的,相反是完全可见的和理论化的”。[7](P72)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葛兰西的这一思想除了表明他结束了“意识形态的还原论”,表明“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识’”外,还显著地表明“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相反,“它通过并不具有任何必然阶级属性的要素的连接而构成”。[7](P73)
      由此,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分析葛兰西领导权概念中的多元内涵,在肯定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对于认识意识形态本质的作用时,通过肯定“有机意识形态”而间接承认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而当拉克劳和墨菲进而以多元性界定“主体”范畴,认为以阶级论定位工人阶级,从而认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被看成就存在于”“扮演了特权化代表的观念”的工人阶级那里,“而没有理解工人阶级的真正定位要依赖于各种政治平衡和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本阶级之外的多元民主斗争的激进化”[7](P199),得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的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7](P95)的结论。他们还强调“从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政治构造。它有一个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理解其客观命运”[7](P96)。这样,拉克劳和墨菲便在从政治构造维度理解知识分子,否定传统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主体动力的同时,再次承认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价值。
      詹姆逊在阐释当代文化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时,则以自己为例探讨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他强调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市场社会里随波逐流,认为自己的工作不过是制造新产品和推销新产品”[3](P45-46),而是应当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面对社会公众,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来自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能够直接与对方对话。在相互接触时,他们能够反击,而他们的确一直在反击”[3](P46)商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在谈到思想界、知识界结成“统一战线”的价值和可行性时,詹姆逊指出,尽管“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从未出现过,但是,“既然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得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间的接触和交换急剧加快”,因此,“知识与思想的网路也一定会抓住这种机会并利用这种可能”,而“当前世界各地不同国家里的思想文化运动或活动比诸如现代主义或帝国主义时代有着远为明确清晰的意识”[3](P47)。他指出“尽管有某种暂时的政治上的或社会上的悲观主义,尽管世界范围里的集体实践仍然不过活跃,但现实世界里的丰富多彩和变动不居仍将使左翼知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旺盛的活力”[3](P49),从而既表明了自己对这种可能性和价值的信念,又表明他对知识分子面对平面化、破碎化、当下化的后现代文化,在自觉担当中展现出的力量和作用的肯定,而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当詹姆逊将包括电影、新闻、电视、广播等在内的艺术方式归为后现代文化[3](P277),并肯定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时,詹姆逊通过此,同样肯定了作为这些艺术种类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综上可见,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在批判后现代社会科学、文化弊端的同时,却又以其同样独特的方式,承认和肯定了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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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龚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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