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新加坡经验对习李新政的启示
时间：2021-07-05 00:0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邓小平、习近平与李光耀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邓小平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新权威主义”，但人们认为他后来确实选了这样一条路径，这与1978年他去考察新加坡、日本等国，有无关系？
萧功秦：李光耀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新加坡没有能力改变中国，但有能力影响中国。事实上就是如此，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新加坡，这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社会，是在亚洲，而不是北欧，是一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小国家，我想这一定给了他很大启示，新加坡能行，为什么中国不行。他看到了西方跨国企业给新加坡带来的财富、先进技术与企业管理经验，但这些东西是在一个高效的威权政府的整合下才在新加坡落实的。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可能被我们许多人低估了。从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中国政治精英到新加坡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多年来，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派遣一百多个市长或市长级官员来学习八至九个月的公共行政与城市管理课程。还有苏州工业园区、特区制度都是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去新加坡详细了解公积金制度，我们许多中国人都从这一制度中受益。
2001年我在新加坡访学了5个月，亲身感觉到新加坡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安定。新加坡华人占70%左右，马来人与印度裔各占15%左右，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信仰，却能和谐相处，没有什么激进宗教势力，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占世界第八位，人均五万多美元，比美国还高一位。这让我们看到开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这些方面可能对中国政治精英有所启示。
我们说邓小平是新权威主义者，这是对他所开创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一种政治学概括，中国模式并不等同于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肯定对中国政治精英有很大的启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多次对李光耀的治国成就公开赞赏。李光耀也对此表示了感谢。新加坡对中国影响之大与影响之积极，到了让许多西方人感到担心的地步。
我想，新加坡对小平的最大启示，除了管理经验与技术层面外，还可能是两点，一点是，李光耀的务实主义哲学，用李光耀自己的说法，要“了解人民真正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邓小平也是务实的人，新加坡的成功，是务实的政治家的成功。只有务实，才能防止种种乌托邦理想主义对我们采取的战略选择的干扰，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政治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对我们清明的理性设下的观念屏障。
其次，是新加坡政府“强势的领导作风”。在这两点上，邓小平与李光耀非常相似，也可以说，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我最近读了一本美国著名评论家普雷特写的《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其中提到，李光耀认为，自己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人”就是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因为“邓小平有能力说服并镇住了其他保守派同僚，并对他们说，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人类的历史往往就需要这样的强势的伟人来改变方向。中国正是有了邓小平，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同舟共进》：您刚才提到“强势的领导作风”是对中国有所启示的一个主要方面。那您如何评价新权威主义的强势领导作风？
萧功秦：这种强势领导作风只是新权威主义的一个方面。新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开明的威权政治，它既拒绝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与“左”的教条主义，也拒绝激进的浪漫的西化民主派。它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它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利用激进的民粹主义来挑战现行秩序，主张用开明的威权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多元经济与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新权威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期 ，政治参与的水平要和国情、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要防止发展初期政治浪漫主义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
正是在反对“左”右两种极端思潮的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就是一种“中道理性”。有些自由派学者最近把中国现行体制描述为“第三条道路”，我觉得用“中道理性主义”来概括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体制更为确切。在我看来，新权威主义发展路径，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的道路。
新权威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廉政，要通过强有力的、有效率的领导体制，来保持廉洁政府。只有雷厉风行的强势领导，才能应对官僚腐败、官僚特权，三公消费膨胀，以及利益垄断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问题。
另外，我认为，新权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验主义导向的政治，政府要务实，不讲空道理，不谈太过高远的目标，不搞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用常识理性，在经验中摸索，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从解决民生问题出发，逐步地逼进现代化的民治、民主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建构理性与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或激进主义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可测的冲击，避免中国这个巨轮急转弯可能造成的灾难。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支持，正是基于双方都有这样一种哲学观。李光耀说，“邓小平不想通过打乱秩序来改变国家，因为将会造成另一场如‘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他还说，“任何人希望中国和他的十四亿人口受到持续的灾难，病害与濒临崩溃，他不是魔鬼就是疯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要低估邓小平这个小巨人，肯定会大错特错”。（普雷特《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中文版）
李光耀与邓小平在治国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强势的领导作风，经验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主张务实的现实主义，强调稳定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激进主义革命抱有高度的警醒态度。
《同舟共进》：如果与邓时代对新加坡的欣赏相比较，您认为今天领导人对新加坡的欣赏与肯定，与二三十年前有何异同？
萧功秦：2010年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对李光耀说过，新加坡在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向李光耀提到，邓小平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