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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政治经济演变、新产业政策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策略

    时间:2021-06-28 16: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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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全球制造业生产与需求的“重力中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到新兴经济体,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全球制造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焦点问题:市场拉力因素催生新的市场需求;新兴技术推力因素重新界定了竞争能力;不断涌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趋向将改变价值链结构与企业-消费者交互方式;自然资源、清洁水的减少,逆向气候变化,说明需要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这些变化将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国家与企业提出新的挑战与机遇。产业政策被认为是一国支撑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关键的新方式。本文采用新产业政策矩阵方法解析美国制造业创新系统背后的政策机制与潜在影响,并提出基于增加知识要素投入一跨行业政策干预、增强国际竞争力、创新制造业价值链、营造社会环境条件等的中国制造业升级策略。
      关键词 演变 新产业政策 国家制造业系统 升级
      一、引言
      中国各级政府都将“去工业化”设定为优先政策目标,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然而,国际上出现两种不容忽视的趋向:一是学界对去工业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去工业化一般是指GDP中制造业产出份额和全部就业中制造业就业量的逐步减少(Rowthorn&Ramaswamv,1999:Kang&Lee,2011)。一国去工业化的内在后果是经济增长率减速(Crtlz,2015)。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现早熟去工业化的国家人均收入低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Rowthorn&Ramaswamv,1999:Dasgupta&Singh,2006)。此外,许多学者分析拉美国家外向增长战略成功后经济停滞原因时,纷纷指向早熟去工业化,尤其是墨西哥(Blecker,2009:Kehoe&Meza,2011)。二是主要经合组织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制造业复兴的产业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政策被认为是一国支撑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关键的新方式主要经合组织国家特别关注制造业份额的减少,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推动特定行业、技术和产业活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些国家采取称之为“新产业政策”战略,注重制造业的系统特性,希望以此来重获国际竞争力。因此,弄清这两种趋向背后的逻辑关系,将更好理解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区别,也更加明晰如何构建可能的路径经由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在卡尔多框架下(Kaldor,1989),制造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和推动积极的结构变化。去工业化被认为是发达国家长期低增长的主要内在原因。如果发生早熟的去工业化,将会削弱制造业的引擎作用,也会导致整个生产增长率下降(cruz,2015),进而会减少投资,带来工资停滞,削弱需求增长。因此,也将降低社会创造就业的能力,从而导致失业增加或者潜在失业最后,经济发展将被延迟,这将会导致一国或地区不得不耗费更长的时间来达到成熟产业体系和出口资本品阶段,即具有较少的劳动力剩余和更高的生产率水平的阶段。总之,早熟的去工业化会导致累积循环的负反馈,不充分增长-低投资-低生产率-高失业率,导致经济转型升级失败。鉴于此,道路选择和制度变革对获取制造业优势具有决定意义。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合组织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都重视就业和增长的新源泉,尤其是制造业,都开始察觉到本地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和产业增长的机会。进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估产业相关的政策,正视全球制造业的演变特征: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份额日渐衰减、新兴经济体竞争力日益增强、资源节约型制造业需求日益增加、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趋膨胀、技术变化日益加速等。因此,理清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演变,探明主要经合组织国家产业政策的战略意图,厘定政府合适的作用及政策准则,将有助于更好实施“中国制造2025”。
      二、世界政治经济演变与政策准则
      全球制造业展现出日渐增加的碎片化和复杂性。产品生产呈现日益增加的阶段化创制,包括原料提取。零部件生产,组装,定制,都可以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进行。同时,每一生产阶段又融合了多种制造企业与非制造企业的多层次相互作用,因此,最近20年来中间品贸易日趋增长,用于价值链下一阶段的再循环,如果用不变价格测算,在过去80年间世界中間品进口已出现10倍的增长(Kawakami&Sturgeon,2010)。也有学者指出,中间品贸易已经占据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以上(Miroudot et al.,2009)。由于全球制造业生产与需求的“重力中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到新兴经济体,特别是移向亚洲,这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塑——生产的区位、控制和所有权的再配置(Gereffi et al,2005)。于是,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份额从1992年的20.4%上升到2000年的29.4%,到2009年已经达到39%(UNIDO,2011),同时伴随的是中高技术产品份额的不断提升(UNIDO,2013)。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吸收了接近一半的全球FDI,同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非经合组织国家生产世界GDP的一半(OECD,2013)。这些变动结果表明:生产的重置,以及更重要的相关活动,如研发与专业服务的迁移。根据测算,所有电子行业研发活动的90%在亚洲完成(Ezell&Atkinson,2011)。
      尽管制造业需求蓬勃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焦点问题:市场拉力因素,如个性化产品和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需要日益剧增,催生新的市场需求:新兴技术推力因素,如制造业时限的快速减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新生产技术的进步,重新界定了竞争能力;不断涌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趋向,如蓬勃发展的产品-服务系统、虚拟全球生产网络、智能化生产、物联网等,将改变价值链结构与企业-消费者交互方式;自然资源、清洁水的减少,逆向气候变化,说明需要提升资源使用效率(UNIDO,2011)。这些来自市场、技术和商业模型的新趋向将会重塑全球未来制造业。同时,这些变化将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企业与国家提出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对全新的制造业全球化图景,由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形成的网络化特征(见表1),国家间将出现分化(Coe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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