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霜冻之后的小阳春？
时间：2021-06-28 04: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中国和亚洲崛起的背景下，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同并维护德国和欧盟的“文明国家”特性，同时在国内挤压社民党和绿党的意识形态空间，打击大联合政府内部的社民党阵营，以便取得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
1月15日，默克尔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政府首脑，具有所有的愿望，以推进中德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她同时强调了德国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以及预祝北京奥运会取得全面成功，而且“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气候大会上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
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霜冻期”之后，从默克尔那里发出的最为明显的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此前德国外交部内流行一句玩笑话：“总理打碎了瓷器，让外交部长来收拾。”眼看自己捅了马蜂窝，默克尔不得不自己出来圆场。
对于默克尔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也颇为积极，称“我们重视默克尔总理的表态”、“重视与德国的关系，希望德方与中方一道，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看待和把握中德关系，切实重视彼此的重大关切，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些迹象似乎在暗示，经历了几个月的“霜冻”之后，中德关系也许将要开始回暖，德国《世界报》甚至乐观地声称“中国现在又重新喜欢默克尔了”。
然而，如果仔细解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不难体会到中国政府其实不仅仅重视的是“表态”，而是希望默克尔能够“切实重视彼此的重大关切”。换句话说，德国还得做些实际行动才行。那么，默克尔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已经具有“所有的愿望”?
实用主义者
联系到默克尔的为政之道，虽然人们习惯根据她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来分析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动机，但在实际上，默克尔及其外交团队的工作风格却是纯粹实用主义的。她的传记作者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哥尔特·朗古特曾说：“默克尔完全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她处理政治问题从权力意识出发，不受思想体系的束缚，默克尔的政治思路往往是在解决具体问题当中形成的，因此很少被理解为是她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从政之前，默克尔曾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她的思维方式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她曾经宣称其从政方式是“小步慢慢走、试错一纠错”型。在基民盟党内，默克尔也属于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的人士，她的政治风格是那种时髦政治家类型，这还曾导致她与部分基民盟传统人士疏远。
担任总理两年多来，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默克尔的实用主义政治风格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为基民盟设定的一系列政治议题均是从别党借用而来，比如说提倡环保原本是绿党的特色，可默克尔现在俨然是德国最提倡环保的政治家；社会政策向来是社民党的传统领地，默克尔在这一领域也与社民党争夺话语权；自由民主党一直提倡现代生活方式，不过他们现在发现这也成为默克尔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德国《时代》周报的评论文章讥讽默克尔是联盟党的首位“盗版”政治家，因为她自己不创新，却总是从别人那里偷东西。
在外交领域，默克尔最重要的顾问是职业外交官出身的豪伊斯根，其人曾经在布鲁塞尔担任索拉纳的主要助手达6年之久，一直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出谋划策，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德国和欧洲外交界享有盛誉。据德国媒体报道，豪伊斯根是默克尔会见达赖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事后也是他向马灿荣大使和我国通报有关情况的。1996年，在中德关系曾一度因西藏问题陷入低谷之时，他正担任德国外长金克尔的办公室副主任。仅就这一点看，有些媒体称默克尔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如此强烈反应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豪伊斯根不仅熟悉1996年中德交涉的具体情况，而且作为精明老练的外交官，他应该对此次可能引起的外交风险有所准备。
而且即便默克尔宣称要大力推行“人权外交”，她的一些政策也有违所谓人权外交原则。比如据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说，默克尔政府的武器出口政策就十分虚伪，按照欧盟的规定，其成员国不能向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武器，可是德国政府为了能向这些国家出口武器，就自行拟定了一个国家名单来放松对德国武器出口的管制，同时出于规避欧盟法规的目的，德国军工产业通过第三国从事军火贸易。这样，德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在这些问题上，默克尔闭口不谈人权标准。
默克尔接见达赖关心的也绝非什么人权问题，相反，这其实是她有准备的对华战略试探。2007年10月23日，她所领导的基督教联盟党议会党团推出一份名为《对于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与机会》的亚洲战略文件。在文件中，联盟党定义了德国、欧洲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政策领域，即经济利益、政治与地缘战略利益、全球性利益。文件认为，德国的亚洲政策应该以这些利益为长期导向，寻求和亚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只有在人权、法治、社会公正扩展和稳固建立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期望，在一个可能是亚洲和西方都发挥影响的未来世界秩序中分享对人类未来的认识，德国和欧洲人的利益也才会被适当地对待。”
担心和嫉妒
利益的判定表明联盟党眼中的德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已经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统一以后的德国想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无法忽视中国。其二，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于贸易国家德国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德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科尔政府和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判定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双边关系的利益基础，相互依赖关系有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出现。
在经贸领域，—方面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的2.73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541.2亿美元，增长了近170多倍，但另—方面，德国进口的增长率一直明显高于出口，以致德国的对华贸易呈现逆差。这一现象在2004年开始出现恶化，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增至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6.5％。此外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面对的障碍相对也较多，尤其是占德国工业企业大约2/3的中小企业不仅在华投资，少，而且已有的投资也往往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各种问题，以至于在德国流传着“中小企业最好不要到中国去”的说法。
在开拓市场方面，德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企业看作竞争对手。2005年5月，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的拉美小组曾组团访问拉丁美洲，回国之后，德国议员惊呼：“为什么在我们住的每一个拉美国家首都的酒店中都能遇到中国代表团?”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代表团出现在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是以担心和嫉妒的心理看待的。在联盟党的亚洲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