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论精神旅游产品的开发向度
时间：2021-06-17 12:06: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红色旅游作为我国精神旅游的主导产品，其主题大多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存在着主题概念僵化、客源以公费旅游群体为主等问题；而黑色旅游主题则以爱与和平为主，呈现负面事件“正面宣传化”、多元化深度开发不足等问题。鉴于此，文章提出创新我国精神旅游主题的思路，即从阐释美、正义、人性、自由和理性等多维视角重构旅游产品，更好地发挥其对国民的伦理教化作用。
[关键词]红色旅游；黑色旅游；旅游主题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2－0088－06
我国政府从政治治理、市场治理进而走向伦理治理的今天，如何将伦理治理融入旅游实践中，是旅游研究面临的新课题。事实上，旅游产品尤其是精神旅游产品的营销过程，就是文化和政治的传播过程。而“传播，从来就是在政治的‘关怀’下成长的，传播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同政治进行辩论。”因此，无论是红色旅游还是黑色旅游，都难免带有“政治布道”的色彩。如何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实现政治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生，是旅游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1 精神旅游产品谱系：红色旅游与黑色旅游
在与精神相关的旅游产品构成中，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国家，朝圣旅游构成精神类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自然灾害等黑色旅游次之；而在我国，以红色旅游为主的旅游占精神类旅游产品的大半江山，其次为宗教朝圣旅游，而灾害遗迹观光等黑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以革命战争为背景的红色旅游还是与死亡、灾难和恐怖相伴的黑色旅游，在西方旅游的分类中都同属黑色旅游④范畴，事实上，二者在资源和目的地共享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战争遗址旅游。因此，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1.1 “红色旅游”：概念僵化
百年来，中国社会剧变。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再进入目前的社会转型，中国历经民族危机和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变革。数次的“运动”，训练了国人的政治神经和政治敏感度，津津乐道于政治话题，对历史上的政治名人也拥有普遍的兴趣。这可以从李鸿章、曾国藩到孙中山、蒋宋家族传记的热销等事件中看出端倪。
同时，客观上看，当代中国处于本体性价值缺失的年代。传统的终极价值被现代性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而新的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各种政治历史事件，尤其是红色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其传奇色彩从某种程度上看，不亚于宗教人物，而且由于距今并不久远，这些人物和事件还影响着当今的生活，从而显得比距今遥远的宗教人物更为鲜活，也更为亲近。
稀缺的往往是渴望得到的。对大多中国民众来说，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的机会不够充足，对政治以及相关话题充满好奇和神秘感，进而导致了迷信和玄学的沉渣泛起。这也折射在旅游活动中。例如，遵义会议遗址被某些访问者视为“转折官运”、“转折财运”等官场和商场巫术的“转折点”；对政治参与的极大热情，使游客对政治人物的传说野史兴趣盎然；当代价值信仰的缺失，使人们怀念过去的“信仰时代”，极左时代的红色文化在以各种方式被重新观看，文革出生一代的顽世主义和后现代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游戏革命文化，而更多的人则对极左年代的红色文化重新怀旧，悬挂于出租车上的“毛主席像”就是一例，《毛泽东去安源》等一批革命题材作品也在拍卖会上被炒成天价。对于信仰稀薄的中国民众来说，与宗教人物相比，政治领袖的故事似乎更具有神迹(miracle)的色彩。因此，与近代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红色旅游理应具有潜在而充足的客源。
但目前的开发现状却不容乐观。由于红色旅游主题较为单调，往往仅与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联系，导致红色旅游概念的僵化。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以及雷同的旅游主题定位，限制了红色旅游的深度开发，导致游客以国内公费旅游群体为主，对自助游的游客吸引力不够。例如，对福建上杭红色旅游地古田的调查显示，2001年游客中，国家干部占访问者的70％；多年来，井冈山海外游客仅占客流量的1％左右。因此，有学者提出，尽管红色是这些旅游地的本底要素，但更多是起搭台作用，优越的生态人文背景、宜人的气候条件等绿色旅游资源才是其旅游发展的基本定位和主要方向。借助红色资源的知名度，以红色唱响绿色，积极发展生态旅游，适应市场需求，形成了现阶段“红色搭台、绿色唱戏”的发展模式。
笔者以为，以上不失为红色旅游的开发路径之一，但如何对红色旅游核心资源进行开发，在本质上没有超越，因此，需要对其重新思考，拓展和创新旅游主题。
1.2 “黑色旅游”：负面事件“正面宣传化”
我国是一个灾难频至的国度，客观上为黑色旅游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除了社会文化灾难如“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等以外，我国还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地震、洪水、冰灾、旱灾不断。汶川地震的阴霾在国人脑海中尚未散尽，玉树地震又至。这些灾难发生地，也被不同程度地开发成了旅游产品。
灾难事件是实现政府作用的典型场域。在人类尚未能十分有效地抵御灾难的袭击和破坏的客观前提下，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等救灾主体都无力承担灾难救助的责任和风险，灾难的应对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级社会组织形式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古今中外，政府都是救灾主体中的主导因素。因此，对政府救灾过程和救灾精神的展示无疑是灾难旅游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是，对灾难旅游主题的挖掘仅此是不够的，其间发生的“悲剧”和“黑色”，也是对人性、正义和社会理性的拷问，有待人们去反省。
时下我们正在进入被一些学者描绘的“风险社会”、“失控的世界”的时代。“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频至的社会，这“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飞速发展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也处于一个各种各样灾难的高发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调下，如何应对会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冲击的灾难事件，己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灾难比成功给人以更多教诲。苏格拉底说，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就是人们设计的产物，甚至也不意味着人们清楚文明发挥功能或继续存在的基础。”“知识的增长使我们创造的文明日趋复杂，这也就为我们认知周围的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知道的越多，人们掌握的知识在全部知识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文明程度越高，个人对文明运作的认识程度便相应地越低。”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时展开它的双翅。”也许，在很多时候，历史的终结并不能为处在历史之中的人们所理解。
哈耶克(Hayek)认为，由于人类的理智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着意塑造未来，因此，它的进步表现在不断地发现错误。这些灾难，实际上构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