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时间：2021-06-14 04:0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
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
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最后的岁月
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
但是从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尽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主持会议，听取报告；像往昔一样的在宽大空旷的厅堂里踱步，从窗口凝望云天，远远注目着中南海的风光，但是总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和烦恼。他两天两夜不曾睡觉，不停地在房间的地毯上踱步……
他感到孤独了，他常常躺进长沙发里，点燃一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手捧着头，望着烟头上的一丝青烟，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
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年1月6日，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长期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
8日，毛泽东亲自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清楚记得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因之，10日下午3时，午睡过后，他准时地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这天，严寒封冻着大地，刮着黄风的天空，变得混沌沌的。路旁被北风吹卷的落叶，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哭泣。
周恩来总理一听到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去开会，他并且立即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追赶毛泽东的汽车，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总理临时为毛主席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他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
“林彪是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在场的几位老帅，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在心底里默默地说：那时候连面都难见上，哪还能说上话呵!
一阵哀乐响起，毛泽东被张茜搀扶着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响彻瓦屋。
毛泽东因为身着睡衣参加追悼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美国赠送的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
病中的会谈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注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总理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却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兴致勃勃，他风趣而幽默的谈话，给尼克松留下极深的印象。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利索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在这次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会谈里，尼克松称赞：“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却谦虚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尼克松写道，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象闪电一样敏捷。当他们谈到总统大选时，毛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也投了你一票。”
“我喜欢右派，”毛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会谈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它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塞。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千篇一律的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公众。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89年10月5日上午9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主席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分配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从事机要保健工作。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当时她刚刚45岁，黑发里已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张玉凤的丈夫刘全生在铁道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
张玉凤回忆说：“当时，‘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1970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凤能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张玉凤在主席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
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笔者，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年到1975年，他走路虽有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的肺心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
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象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为他朗读，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主席口述，由秘书代写。
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机要秘书张玉凤更是日夜付出辛勤劳动。她那端庄美丽的姿态，温柔沉静的性格，落落大方的神采，乌黑含笑的眼睛，好学上进的精神，任劳任怨的作风，特别是她对主席无微不致的照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饮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
一次，主席一口痰吐不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这表现了她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毛泽东在晚年，病多，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主席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
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年8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太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亿万字的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
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这更加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刺伤了他的精神世界。
1976年1月8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万语千言，毛泽东用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的哀思，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
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揩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
“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主席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76年5、6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他突患心机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了。
7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
一天，他让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的背诵：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1976年7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亡24万人、伤16万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保护主席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毛泽东由中南海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二○二”办公室。他在这座厦房内，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月28日，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
毛泽东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林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