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界,“隐藏”,大人物
时间：2021-06-13 00:01: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又有两位退休领导人的名字，出现在了一家新组建慈善组织的领导名单之中。
这次是中国慈善联合会。4月19日，也就是回良玉卸任国务院副总理30天后，他加入了由王健林、杨澜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慈善联合会，担任名誉会长。在此之前，长期在国务院分管民政工作的回良玉，是中国慈善领域的主要监管者。
另一位现任部级高官，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出任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的职责之一，是慈善“扫黑”——今后慈善领域一旦发生如“郭美美”这样的事件时，他们将成立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这同样是一种监管。
副国级领导人退休后，进入“中字头”慈善组织担任名誉职务，已有许多先例。而在一些基金会内部，理事一级的领导，不乏现任的民政部司长级别的官员。他们是慈善界“隐藏”的大人物—当然，这并不是全部，更多请继续看。看各家基金会的领导层“配置”。
基金会领导层的配置“标准”
许嘉璐担任理事长，商界人士刘婷、著名传媒人刘长乐担任副理事长—退休领导人、实业家和传媒大亨的合作，在一些基金会中颇有代表性。
要发现慈善界里“隐藏”的大人物，不妨先
NGO组织当中，慈善基金会的领导层一般都比较引人注目。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可面向全国公开募款的基金会里，其领导人阵容也尤为明显。
首先，“中字头”慈善组织中，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名誉挂职者众多，其中以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为主。比如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里，7位名誉理事长，1位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3位是退休的副委员长，另有两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有时，民政部会专门派人斡旋邀，请已退休的副委员长出任某个基金会的领导职务。比如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他退休后曾收到过两个基金会的邀约，最终选择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选择也会带有个人因素。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最初是大陆赴港发展的女企业家刘婷发起组建的，并依例向民政部提出注册及挂靠申请。刘婷本在香港经营彩票发行公司，而许嘉璐在港台地区走动较多，口碑颇佳，刘通过民政部与许嘉璐联络商议后，再经一位民政部门领导（许嘉璐的学生）邀请，许嘉璐在两个基金会中，做出了选择。
在这个基金会中，许嘉璐担任理事长，商界人士刘婷、刘长乐担任副理事长。这样的领导层架构—退休领导人、实业家和传媒大亨的合作，在一些基金会中颇有代表性。
理事层级中，也有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人事配置。比如曝光度高的商界明星，以及能拿话筒的电视台主持人。
而一些“中字头”基金会中，会有政府公职人员的加入，特别是民政部现任官员出现在理事名单上。还是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为例，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是这家基金会的理事，副司长是监事。此外，原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时正新，还担任了秘书长一职。
政治对慈善的态度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时决策是拒绝一切慈善，包括国际救援。原中央军委主席迟浩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
其实，政府高官也不是从来就为慈善“代言”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与慈善都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就连“慈善”这个词，在1950年代之后逐渐从《人民日报》消失，“福利”一词取代了“慈善”。
如果在大灾发生后给灾区捐款，不仅不会被鼓励，甚至是会被视为“居心叵测，动机不良”，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行为。
对此，原中央军委主席迟浩田有段深刻记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时决策是拒绝一切慈善，包括国际救援。
在灾区，迟浩田听到一位前来慰问的中央领导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军人们听得激动、流泪、呐喊。迟浩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
现在，迟浩田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基金会中有37项为老年人设计的专项慈善基金。
缩短政治人物与慈善之间距离的现实拉力之一，是改革开放之后，境外慈善组织开始启动对华业务时，他们突然发现—你们怎么没有慈善组织？
因为没有对接单位，许多捐款只好收回。
从1980年开始，一些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开始陆续出现。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随后，爱德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全国妇联举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中央系统举办）相继成立。
但他们当时并不能被称为慈善组织，而只是“公益”组织—就像前面提到的，因为“慈善”已经遭误解几十年，依然是个敏感词。
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决定扳回这个政治印象。但他也知道，在慈善的政治身份还没有公开“平反”的情况下，由在位政府官员出面推动，依然是冒政治风险的举动。
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铺垫。
1994年，《人民日报》突然出现一篇《为慈善正名》的文章，一扫以往对慈善的贬义描述；
一批像季羡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被组织起来，在论坛上公开讨论公益慈善事业；
不久，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
刚卸任部长不久的崔乃夫出任了会长，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任副会长，长串的高官名单出现在荣誉副会长的名单上。崔乃夫不再担任会长 后，阎明复接任……
这一退休高官接任慈善组织领导职务的模式，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环球慈善》杂志评论说，“长期的意识形态束缚，使得改革开放之初，普通人仍然没有可能从事慈善事业。虽然后来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但是在申请慈善组织注册时，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取得相应的资质，有个高官背景仍然是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