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美政党高层对话
时间：2021-06-02 16: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政党交流作为众多外交渠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对中国外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是新时期中美外交关系发展的新产物。本文着重从中美政党的特性、美国战略转移的背景以及对2010年两次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的解析等方面阐释中美政党交流的特征和意义。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政党外交 中美政党高层对话
2010年的4月和12月，第一届和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与会的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高层代表。这是两国这三个政党首次进行的高端的跨国党际交流。如果这种政党交流能够定期举行，并纳入系统性、制度化的轨道，毫无疑问将掀开中美关系中政党外交新的篇章。
一、美国政党：走出国门
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后，美国才出现政党。经过长期的演化，逐渐形成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从理念的本质和角色来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属于以赢得选举为核心目的的掮客政党；从集权的程度来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属于典型的分权型政党；从对党员的控制能力来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是弱控制型政党。［1］P177—180美国这两大政党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与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两党的分权型特性来源于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而政党意识形态逐渐淡薄源自于多元化的社会和众多利益集团的存在。［2］P69如此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党在国内社会的存在感相对较低，只有在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等重大时刻才高调出现在本国民众以及关注美国的世人之前。因为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争取民意以赢得选举，美国的政党更没有必要与别国政党建立联系。
中国共产党则一直致力于与各国政党建立联系，开展政党外交。早在1984年9月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其外事工作的总方针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一步扩大同各国人民、有关的友好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往来。［3］P4提出这一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及世界的特殊地位有直接关联。中国共产党早先重点与各国的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关系，随着国际局势缓和，逐渐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进行交往。2010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还组织召开了首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通过党际交流的方式增进国家间理解，消除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误解。这两次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也是在中联部的邀约下举行的。中国共产党这种积极向外的态度给美国两个政党提供了走出国门的机会。
因此，2010年的两次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堪称中美外交关系上的创举，更凸显出两国关系对于双方、甚至是世界政治的重要性，也显示出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全面性和发展的程度之深之高。
二、美国新政府的新战略
2002年，布什政府发布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将反恐和防扩散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任务，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所谓“流氓国家”打击政策，而且从此起其倡导的“单边主义”色彩愈发浓重。以世界帝国心态进行“遏制”和“防卫”的核心思想贯穿着布什执政的八年。
但是，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策导向似乎在向人们表明，美国政府正在退出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势力所谓的“帝国程序”。经济危机以及两场战争造成的巨大负担让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同时布什政府那一套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奥巴马否定布什的单边主义，重拾全球化的话题，旨在通过恢复美国信誉和对外关系缔造新的全球战略。［4］从伊拉克撤军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而采取多种渠道向中国为首的崛起中国家示好更彰显其战略转向。
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抛弃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先发制人”的战略，着重强调经济发展以及开展多边外交，主张构建大国秩序，同世界主要力量进行“接触”与“合作”。这份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正利用中美新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解决更广泛领域的问题。”美国对于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的积极响应虽然是两个政党的行为，但无疑也是美国政府这一战略的缩影。反过来说，通过发展政党联系促进中美沟通是奥巴马政府实现战略转向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解析中美政党高层两次对话
开历史先河的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对于参与的三个党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而且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以非常制度化的正式形式开展，可以看到两国三方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先行沟通。
（一）对话议题
2010年3月31日下午和4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了首届高层对话。由于这是三方历史上第一次进行这类政党交流会谈，目的在于促进基本的了解和沟通，谈话涉及的议题领域有中美关系、中美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美政党建设和执政理念、中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5］这些针对根本性问题的相互了解毫无疑问有助于两国政党抛开过去媒体宣传以及社会舆论构筑起的旧有印象，突破意识形态屏障，面对面地对执政过程中应该注意和了解的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自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分歧和斗争逐渐淡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仍然横亘着历史遗留的偏见或成见，这样专门性的政党交流不但抹去了不同执政理念和思想源流指导下的政党间的鸿沟，还给两国政党提供了重新评价对方的绝佳机会，这对于日后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国际社会上的交往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对话前的2010年起初几个月，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以及贸易问题上均有争论和摩擦。这首届对话恰好提供契机给中美双方面对面交换意见，探讨分歧较大的问题，充当两国领导人传声筒的角色，这也是所谓政党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则于2010年12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在美国被贴上“共产主义”这一“邪恶”标签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除去对话本身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外，其历史性的象征性意义和形象推广作用不言而喻。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时隔八个月后的第二次会面继续讨论了两国政党的使命、中美关系发展、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等重要问题。此外，与第一次类似，对话安排的时间非常巧合，或者说是精心安排，恰逢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而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美。这次对话再一次成为两国针对焦点问题的交流平台，为首脑会晤做了铺垫。可谓是以政党外交带动政府外交，以政党外交为政府外交铺路，充分利用了新平台的便利。
与其他跨国交流会议不同的一点在于，两次对话的内容没有全部披露出来，或者说这两次正式的政党交流并不对公众开放，已知的媒体报道都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在美国一方也是如此。这次政党外交给中美密切而至关重要的交往开辟了一条新的微妙途径。曾任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就曾建议中美双方私下找到解决分歧的方式，而不是将双方谈话的所有内容公开给媒体。［6］
总之，中美政党交流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沟通手段，方便两国高层探讨多领域、多时态、多角度的话题，相对较有灵活性的议题设置给中美外交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运作空间。随着中美政党外交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必将让两国在促进国际合作和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更具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