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
时间：2021-06-02 00:03: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杨平先生观察并探讨了台湾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空白：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从一个执掌政权及全部党政军资源的政党，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其间的政党调适、组织再造、职能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房宁先生则试图解释越南超越式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越南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偏弱，最高权威呈现扁平化，这也导致越南国家能力的低下。
执政党体制能开启快速工业化，稳定引导社会发展，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执政党体制又必须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扩大政治参与转变。我们应当基于中国经验，积极吸收借鉴各国政治发展和转型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引导中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台湾实行民主转型已20多年，自外部观察，台湾稳定的两党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民主转型之初的参与混乱已经过去，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感日益明显，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但以长时段观察，台湾转型之后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诸如媒体乱象、蓝绿恶斗、族群撕裂迄今并无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民主政治导致行政效能下降、重大决策难以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绩效不彰，已从20年前位于亚洲四小龙之首，退居四小龙之末。
观察台湾的政治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是政党转型。国民党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逐步向议会型民主政党转变，其间的遭遇和调适，以及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参考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从一个执掌政权及全部党政军经济资源的政党，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这中间的政党调适、组织再造、职能变迁，对于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压力的大陆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2年5月底，笔者带着上述问题造访了台湾国民党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曾经担任国民党面对政党轮替前后的党内重要角色，亲身经历了台湾政治和政党的转型。其中包括曾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李建荣，历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新闻局长”的程建人，历任国民党基隆市、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郝龙斌、台北市长竞选总部总干事的潘家森，历任台北市副市长、文化局长的国民党新生代政治家李永萍，曾在民进党担任要职后因陈水扁贪腐事件转而投向国民党、对两党都有深刻观察的郑丽文，以及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现任《旺报》社长的黄清龙等人。我们谈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既关注国民党转型中党机器的运行情况，如党内竞争与协调机制、“中央”和地方基层党组织、党的文宣系统，以及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也关注转型中的党与资本的关系、党与政权的关系、党机器与选举的关系等问题。
竞争与党内利益冲突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并为其提供竞选经费和配票，以保障其顺利当选，将地方精英纳入到政治统治之中，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尤其是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参加选举的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赢得选举，他们往往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金来源。而且，在2000年新的提名制度中，国民党将民意调查纳入正式提名机制，并占有70%的比重，强化了参选人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对于那些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党的标签更多是为了增加选民对其本人的认同；而对于参选地方议员的人来说，选民“选人重于选党”，政党的标签作用明显减弱。
因此，国民党与其“议员”（民意代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侍从关系”。议员往往把选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意为借口不支持党中央的决策；或只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党唱反调，阻碍党的政策主张的形成与执行。这些造成了党内意见不一致，个人意志与党意志发生冲突，使得党内凝聚力减弱，执政效能下降。不仅如此，民意代表的问政、对“总统”和行政官员的质询和抵制，再加上媒体的传播和放大，往往使官威扫地，公权力被大大削弱。
2012年5月的“美牛案”便是很好的例证。面对民进党立法委员对通过美国牛肉进口案的阻挠，马英九亲口下达党纪命令，规定国民党立委不得有其他意见，要求无论如何，美牛案要在本会期通过。但是由于国民党立委很多出自养殖业极多的农村，他们的选民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如果支持“党中央”，就会得罪自己的选民，因此他们只是消极服从，并没有人愿意与民进党发生冲突。台湾媒体将这次立法院美牛大战中“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士气涣散，视为马英九成为“跛脚总统”的开始。
基层组织的瓦解
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在各政府机关、各行业、各企业中都有党组织，以党领政，党国体系相对完备，并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皆能完整贯彻党的意志。政党轮替后，迫于反对党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从军队、媒体、行业、企业中撤出，大量党组织被迫取消或自动解散，党组织只在四个层级保留：中央—县市—区—里。在都会区，里以下的党组织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在县区，乡以下党组织也大多瓦解。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的组织生活基本消失了。党的活动大多转换为联谊会形式，组织的约束力和效率大幅度减弱。
2000年丢掉政权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组织了国民党改造工作，其内容大致包括：（1）大幅度精简人员，国民党专职党工从2000多人骤减为500多人，从县市党部到乡镇党部，大批党工失业，一个乡里只保留一位专职党工；（2）精简组织层级，取消省党部，党中央的大量一级单位（比如妇女、青工、海外部门）降为二级单位；（3）设立国策基金会，安置大批失去工作的国民党政务官，同时组织他们研究国策和政策，一方面借以支持“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与民进党争斗，一方面为下一轮选举执政储备人才。
党产的萎缩与金钱政治的影响增大
面对政权交替，国民党的几千亿党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党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后来的经济发展而来，但主要被民进党攻击的是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时所承接的公家财产以及后来一党专政时期占有或垄断的巨额资产。一直以来，民进党都将党产问题作为攻击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有人戏称，国民党的党产是民进党的提款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