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

时间：2021-05-29 08:01:5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关键词：民国时期；天津；“城市病”；成因；救治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139-06
　　“城市病”主要是指“在城市生存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各种要素之间关系严重失调的现象，而且是被大多数人公认为消极的、必须尽力解决的问题。”①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病”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有学者从城市化的视角论及近代“城市病”，也有学者分析了农民工与近代“城市病”的关联性。②然而，从总体上看，学界对民国时期“城市病”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其时代特征及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还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对其在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犯罪、娼妓、乞丐、失业等各种“城市病”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整体分析，并试图从救治组织机构的设立、法规制度的制定、社会控制的加强等方面对其救治措施做些梳理。
　　一、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症状
　　民国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乱象丛生，各种“城市病”日益凸显，城市社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就“城市病”的表现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社会失序严重，犯罪活动猖獗
　　犯罪是一个传统的社会问题，但在近代天津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据统计，1908年天津市的犯罪案件只有316起。③到1928年则高达9051起，1929年为3686起，1930年为3916起。④后面两年的数值虽然有所回落，但平均每天的刑事案件也最少在10起以上。就刑事犯罪的人数而言，1924年为7116人，其后人数不断走高，至1928年前后达到高峰，共有9051人，之后犯罪人数有所减少，但仍处于高峰值状态。⑤
　　就各类违警案⑥而言，犯罪人数之多令人瞠目。仅1931年下半年，违警人数就达6192人，1932年增至13167人，1933攀升到21406人。⑦就违警案的具体类型来看，以妨害秩序类最多，其次为妨害交通类，再次为妨害卫生类和妨害风俗类。此外，还有妨害安定、妨害公务、妨害他人财产、妨害他人身体、诬告伪证、湮没证据等诸多种类。
　　2.乞讨人员众多，行乞活动职业化
　　乞丐，俗称“叫花子”，古已有之。近代以前的乞丐多因生活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在困难解决之后，就会主动脱离乞丐队伍，自谋生计。民国时期，乞丐遍布天津城厢，南市、大洼东、车站、铁道外、侯家后等处尤多。⑧据官方统计，仅1934年天津乞丐就有两万余人。⑨当时的乞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日益职业化。他们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各自的地盘和比较严格的帮规。如每个乞丐加入某个组织之前必须“认师拜杆子”。⑩新手上路必须向师傅“献果拜门”。在“排刀”“打砖”“叫街”“钉头”“拉破头”“缝穷妇”等各类乞丐中，以前面两种乞丐的规约最严。凡违犯规约者，轻者开除，重则“砍毙”。不同的乞丐群体，往往有一套自己的谋生之道，说明乞丐正如其他职业一样，成为众多贫民维系生存的一种方式。这不仅是个体之不幸，也是整体社会结构及其病态的表征之一。
　　3.娼妓业泛滥，社会风气恶化
　　民国时期的天津工商业较为发达，妇女就业渠道较多，大多从事工人、服务员、医生、护士、职员、教师、编辑、律师等新式职业，但也有不少妇女沦为从事出卖肉体为生的娼妓。天津娼妓业的迅速发展，尤其下层妓院的泛滥，派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1860年开埠后，天津南市的娼妓业逐渐兴盛。1900年的庚子之变，天津350余户妓院大部被毁，妓女纷纷逃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娼妓业死灰复燃，妓院数量和妓女人数有增无减。据统计，1926年，天津市共有妓院468家，妓女3594名。1930年，天津有妓院571户，妓女2910人。1936年，仅“日租界”就有“公娼”妓院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多达1000余人。
　　娼妓业合法化后，地方政府对“乐户”和妓女科以税收，并保护其正常营业，吃喝嫖赌、逼良为娼之风随之泛滥。
　　4.经济萎靡不振，失业问题严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乡经济萎靡不振，失业问题愈发严重。1932年，天津各商号陷于勉强维持的状态，至当年旧历年关时，全市商界十有八九“赔累不堪”，以致纷纷歇业，裁汰店员。据统计，仅当年失业店员就有5000多人。另据1932年1月天津市各区失业人口的调查结果显示，仅第一区就有30790人失业。1932年全年天津的失业人口总数约为10万人。1936年，《天津市政府公报》公布的天津失业人数为28644人。同年，实业部估计天津市失业工人数为18175人。上述数据还只是官方的保守数字。失业问题往往是与无业问题相伴相随的。因就业机会少，总有一大批人是无业者。据统计，1928年，天津的无业人口为296763人，1929年增加到379655人，1930年又增加到405779人。
　　天津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城市病”不独上述几种，此外还有自杀、离婚、贩毒等问题。因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诱因
　　从上述“城市病”的主要症状来看，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显然有别于西方国家。西方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是因过度工业化而引发的，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病”的发生发作则有其特殊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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