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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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元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对党、军队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军事上，他功勋卓著，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首。1946年，周恩来在庆贺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词中说，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到重大作用。
　　被誉为“红军之父”
　　朱德在党内最早与毛泽东并肩探索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作为红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充分发挥了他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用、领导作用和巩固作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赞美朱德为“红军之父”。1976年朱德去世时，各国舆论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一致称他为“中国红军之父”。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当之无愧。

　　朱德在其戎马生涯早期，已开始展露军事才能。1911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他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在云南边境山林中与法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作战中初步取得了游击战的经验，在纳溪战役中运用夜战、白刃战和迂回侧击的战术，以少胜多，展现了军事才能。在德国留学时，他参观德共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的演习等活动。转赴苏联后，朱德又积极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结合自己过去作战的经验，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设想回国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1926年回国后，朱德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同杨闇公、刘伯承策划和发动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在起义的酝酿、准备、发动以及起义军南下的军事行动中，朱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起义前夕，朱德在掌握敌情、部署力量、麻痹敌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迅速全歼南昌守敌创造了条件。起义后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朱德和陈毅等一起，在强敌尾追、孤立无援、军心涣散的严峻局势下，率领余部坚持斗争，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并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对所部进行三次整顿（统称“赣南三整”），大大提高了新生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朱德指出，今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他所保存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装力量。
　　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等领导发动湘南起义。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还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100万人参加了起义，极大地振奋了大革命失败后正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4月，朱德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会合的这两支部队，“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期亲密合作的生涯。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1930年8月后，朱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先后参加指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进剿”、反“会剿”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其间，与毛泽东一起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诀，对革命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朱德还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树立了红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的楷模。他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以及从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对中国革命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4年10月，朱德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和刘伯承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朱德虽身陷困境，仍坚持拥护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最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开展新的局面，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赞誉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战斗间隙，朱德不断从理论上总结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原则，用以指导革命战争。1931年7月，他撰写《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进行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训练。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些论述，对进一步明确红军建设的方向，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1933年3月至8月，他又连续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等著作，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特别是同年6月发表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提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阐明了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1934年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朱德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指导红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民军队以后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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