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错误与红军被迫长征
时间：2021-05-25 20:0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开辟专栏，重温历史，以砥砺意志，再续新篇。
冒险进攻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他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黎川。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战略地位重要，然而，由于当时负责防守的闽赣军区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兵力只剩下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在国民党军进攻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毛泽东（此时已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领导苏区经济工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黎川以南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死守黎川。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虽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决策权、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博古的积极支持下，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成为“太上皇”。他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的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
博古、李德为了恢复“赤色黎川”，命令红军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硝石。而早在9月29日，国民党军将领陈诚即命第24师由南城进至硝石，筑垒固守。至10月上旬，国民党军第24师在硝石已构成了第一、第二线阵地，形成坚固的支撑点。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9日开始，连攻硝石五日不克，反处于国民党军“包围的威胁之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进攻硝石的计划。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仍然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国民党军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军，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就是拒绝战斗。”据此，红一方面军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为恢复“赤色黎川”，御国民党军于根据地之外，连续作战近两个月，进行了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恢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
丧失良机
11月20日，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了被动之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决裂，调转枪口向蒋开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他这个建议就是和国民党军“换防”，国民党军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红军就让给他，红军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必定能够恢复。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怕红军转向国民党统治区而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国民党军后方的进攻，又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已经引起中国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仍然坚持其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这样，红军不仅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日趋陷入不利的境地。
消极防御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下辖16个师另1个旅、2个团；顾祝同仍任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下辖25个师另2个旅、1个支队和3个团。两路军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新的攻击。
博古、李德等人被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吓倒，由军事冒险主义改为军事保守主义，不但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2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红军虽然毙伤俘国民党军共2626人，而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3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广昌保卫战一结束，即同政委杨尚昆见博古、李德，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彭德怀还气愤地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