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缩影，勇士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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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乔石委员长到中国美术馆参观"胡问遂书法艺术回顾展"。中为乔石，左为胡问遂，右是胡问遂夫人宋玉琴。
乔石委员长观看书法展
史林漫步
程思远题词祝贺胡问遂书法展
为吴邦国同志（右三）和观众现场作书法表演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下旬，国民党麇集于贵州的部队在解放大军的追击下纷纷溃逃，党政警宪机关也纷纷垮台，龟缩到各个阴暗角落，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普定游击队"发扬情况熟悉的优势，敢打敢拼，配合野战军充当尖兵，一举取得普定县城保卫战、羊昌狙击战和糯冲歼灭战的巨大胜利，摧毁匪军两个支队，六个大队，捕获匪副县长杨楷（兼支队长）等匪首１０余名，匪众千余人，解放全县边远山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在庆功声中迎来了１９５０年元旦。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乘解放军继续挺进四川、云南之机，他们上下勾结，里应外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实施所谓的"应变计划---贵州敌后总体作战方案"，妄想夺回失去的天堂。１９５０年２月各地硝烟密布，杀机四起，向新生人民政权扑来，攻城夺地，杀害干部，"踏平"游击区，残害干部亲属及群众，对共产党大有斩尽杀绝之势。当我们正燃着复仇之火投入第二次战斗之时，忽接县委组织部通知，要我与并肩战斗的赵鸣钟同志（原游击队武装干事）到省公安干校学习。说我们是从有一定文化、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中选出来的，不要辜负组织的殷切希望。第二天就得起程。这时我们的心虽然还在战斗前线，但感到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心里是热呼呼的，顾不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身无分文的尴尬。鸣钟告别了避难在外的新婚妻子，向别人借了一条旧军毯；我因家庭被土匪多次洗劫，家人逃散，失去联系，只得厚着脸皮向堂嫂吴氏借了五个小洋。地委的一位领导接待并郑重告诉我们：现在匪患十分猖獗，叫嚣要攻打安顺地委，紫云县人民政府已经撤离县城。贵（阳）安（顺）公路沿线车辆常遭袭击、抢劫，为了安全，明天将派武装护送你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配合部队行动。
次日凌晨５时许，事务长煮熟了饭，要我们多吃一些，路上可能买不到吃的东西。天未大亮，有一同志带我们到东关上车。车上已有几位南下的老同志和好几位说上海话、福建话的年轻同志，还有安顺县和我们一样着便装搞地下工作的三个同志。那时没有人介绍，彼此间点点头打个招呼。开车时临时指定公安处来的张兆乾同志带队。路上几个老同志主动和大家交谈，气氛很快和谐起来。这天公车、私车、客车、货车、军车不下百辆，声势浩荡，可是凶恶的土匪仍不"买账"，不断袭击。武装人员屡屡下车还击，所有乘客也得下车隐蔽。一路打打停停，停停走走，直到天黑才到贵阳。老张带领我们十多人乘着微弱的电灯光，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寻找报到地点。由大西门到南明堂找到省委组织部立即转介绍回到大西门省公安厅，又派人带到大十字市公安局，然后送到富水路招待所（原国民党省党部旧址）。此时已过２３点，同志们又饥又渴，精疲力竭，有的随便找个地点，合衣躺下，耐心等待炊事员弄火煮饭。镇宁县来的一位同志从早晨就没进食，饥饿难忍，端起一碗喂狗的饭就吃开了，竟与养狗人争夺起来。我肚皮里也打着"官司"，第一次到贵阳，人生地疏。还是鸣钟有经验，把我叫到小街上一家还未关门的面馆，门上却贴着"拒用银元"的字样，不觉心里一凉。鸣钟叫我坐下，自去店铺后面先和老板谈妥以银元付帐办法，才叫煮四碗面条，我俩狼吞虎咽，给肚皮垫了个底。午夜时分招待所饭熟，不管滋味如何，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
在招待所住下的几天里，干校的负责人，不时来看望先期到达的同志，要大家安心等待各专县因交通堵塞而姗姗来迟的学员。过了六、七天，到达约百人，编成了两个队，若干个班，由来自基层领导岗位（县公安局长、股长、部队营、连长）的学员担任队长、班长。不分职务高低，每人发一支步枪，３０发子弹。大家排着整齐的队列，向郊区油榨街马鞍山进发，驻进了停办的伯群中学。以若干教室为宿舍，一律睡地铺，留一间较大的做教室上大课。因房屋年久失修，破壁残垣，上漏下湿，缺门少窗，家具用具全无。我们用了两天时间，自己动手，修修补补，暂避风雨。学校买来一些稻草，发给个人自编床垫。许多同学都很犯愁。好在我会搓草绳，鸣钟会编草垫，合作得十分默契。有的同学来向我们"学艺、取经"。你帮我，我帮你，忙了半天，各式各样的草垫总算编成，铺在地皮上可暖和多了。
那时贵阳城郊，常有土匪出没。三桥、花溪等地民众常被抢劫，机关被袭击，交通不畅，社会秩序紊乱，谣言四起，物价上涨，人心惶惶。夜晚各队必须轮流持枪站岗，少数与枪弹没打过交道的学员犯愁了，得由班长先教他们如何用枪。我与鸣钟对站岗倒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出现了一个难题：轮到他站岗时，我就得起床陪他，轮到我站岗，他也得起床陪我。队长问我们是否胆小害怕？是否穿连档裤？我们只好实话实说：既不是胆小害怕，也不是穿连裆裤，而是盖"连档被"。出门时我有一件长大衣，鸣钟只有一件短夹克。到了安顺临时向同学胡忠仁借了一件旧大衣给鸣钟御寒。每天晚上，两人就用两件大衣颠倒盖上睡觉。在春寒刺骨的夜里，一人起床，另一人半截身子裸露，当然睡下不如起来好受。队长体谅这一苦衷，在派岗时，煞费苦心，留意编排岗哨名单，让我们同站一班岗。
学习开始了，有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宣传部长申云浦，贵阳市长秦天真等领导作报告。着重讲解国内外对敌斗争形势，省内外解放事业的进程，社会动态及经济恢复、市场供需状况。说明大局良好，要大家振奋精神，放下"包袱"，在艰苦的环境下，团结一致，一定完成省委交给大家这一特殊而繁重的学习任务。时势教育，学校专门请了新黔日报张主编上课。除了分析讲解当前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外，还教导大家要学会应用革命的阶级立场来看报读报。观点、方法、角度不同，对事物的认识肯定就不同。从而澄清了当时的一些糊涂观点。
首长讲课，只有自编自写的"提纲"，没有课本或讲义，学员一定要作好笔记。我与鸣钟的难题又来了。我们既无纸笔，又无钱购买。怎么办？不妨到城内找找亲友，碰碰运气吧！找了几家亲朋住址，不是人去楼空，就是换了主人。一天在往回走时，突然遇上鸣钟当年在四川认识的一位朋友，在个小玻璃厂工作，虽不富裕，尚有点工资收入。他热情地邀我们到厂里喝茶，送给了一瓶墨水、两支蘸水笔和一摞印过一面的厚纸，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再三道谢作别。上课时，教室内一无课桌，二无黑板，更没扩音器。学员们列队席地而坐，膝盖就是课桌。老师站在教室中央的旧桌边高声宣讲，一站几个钟头，一点水都没有喝，总是精神抖擞，令人敬佩。我与鸣钟凭着革命的热情和求知的欲望，发挥原有的文化知识的优势，专心听讲，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认真详尽地作好记录。小组讨论时，我们就主动给大家校对笔记，或帮助补记要点，并大胆发言，谈心得。第一次全校学科测验，我与鸣钟均名列前茅。
学校的校舍及设备非常简陋，但校纪校风特别严明过硬。对学员的政治思想品德要求很高。实行军事化管理，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学习"抗大"精神，发扬艰苦朴素，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讲求实效的作风。学校没有专职教员，但有以吴实为校长（时任省委社会部部长、公安厅厅长）、张金波为副校长（公安厅副厅长）、宋子健任教育长（省接管部办公室主任）的领导班子，牢牢掌握办学方向，执行教学计划，解决重大疑难问题。两位校长先后作报告：一、讲述办学的背景及重要意义。省委在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创办公安干校？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抽调这么多的基层领导和骨干分子来学习？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对敌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需要，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二、强调团结、反对山头主义和小圈子。我们的学员成份比较复杂，来自五湖四海。党员、老干部要团结关心新同志，谁闹不团结先拿党员是问。三、纪律是完成教学计划的保证，奖罚严明，人人都得按规章办事，学校是不存在特殊人物的。宋子健教育长通过大会小会，苦口婆心从贯彻学习公安工作"九条方针"入手，明确公安工作任务，学会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党和国家的"刀把子"，人民的驯服工具。公安干部对党必须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三心二意，也不能半心半意，"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内方外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出污泥而不染。依靠群众，反对神秘主义，反对特权思想和享乐思想，甘当"孺子牛"做"无名英雄"，做真正的"人民警察"而不是"警察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密是公安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牢记"不应知，不求知；不应告，不告人"。即使遭遇敌人挖心抠肝的酷刑，危及生死抉择，也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些报告使广大学员基本划清了人民公安与旧警察的阶级界线，初步了解公安工作的性质，增强了广大学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公安业务课，根据当时斗争需要，以隐蔽斗争、侦察知识为主，预审、治安管理为辅。社会部办公室主任杜学璋讲授侦察保卫锄奸部分。他提纲挈领理论联系实际，以亲身办案实例，从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宪兵特工组、蓝衣社、ＣＣ派、太子派等敌特派系讲到贵州的党派敌特组织，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和活动范围，讲到敌人的"应变计划---贵州敌后总体作战方案，"以及潜伏措施。如何开展隐蔽斗争？他从发现线索，敌人心态讲到内外线侦查，培养使用特情、打进去、拉出来，争取失足者为我所用。必要时使用化装、跟踪、盯梢、尾随、隐形情报、指纹鉴定、掩护职业、搜查等各种手段，为的是取得可靠线索和情报。学会将线索梳成辫子，然后与领导和同志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一步掌握可靠证据，及时破案。该否定的大胆否定，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预审及治安管理工作则由朱迪、赵锦禄两位领导授课。预审工作着重讲了逮捕权限，进入预审必须熟悉案情，明确目标，有的放矢。摸清犯罪嫌疑人性格和心理动态，找准突破点，然后与其交锋。耐心交代政策，做好感化教育，坚持政策攻心，适时适当使用证据，严禁逼供信。治安工作讲了户政、消防及公共卫生管理。对特种行业、枪弹武器、公共娱乐场所、交通码头以及改造流氓、妓女、禁毒、禁赌、防盗等方面的业务知识都作了详尽传授。同学们受益匪浅。
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学校有严明的纪律，过硬的管理制度。出校上街得两人以上，有请、销假制度。配发制服后，要求着装整洁，注意军风纪律。随时随地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学习中途从学员中清除了混进来的敌特分子二人，说明敌人是无孔不入的，对某些人的太平观点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育。
校内女同学虽少（三、四十人），但才貌出众，能歌善舞者不乏其人，男同学中动心有意、跃跃欲试的苗头也有初露。学校及时宣布上级有关革命军人婚恋的规定。即：２５（岁）８（军龄）团级，２８８营，３５８连，要各自比照。那时够条件的实属凤毛麟角，不够条件的只好偃旗息鼓，再没听到这方面的新闻。有配偶的同志，实行"过星期六"。因条件限制，学校只能提供一间大屋，每对夫妻只好找个角落，用布帘隔离。
星期六下午是党、团员活动日。星期天晚上是班（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长、队长带头检讨一周来生活学习思想行动上做得欠佳，如查岗、盖被子、关心帮助新同志不够等。新同志中分不清新旧警察界限，怕被别人叫做"猫菜""特务"，怕得罪人等想法，经过思想交流从立场观点上澄清了糊涂认识，同志间更加亲密无间。老党员、老同志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照顾小弟弟、小妹妹。班长布永光（女党员）一见同学的衣被破了就主动帮助缝补，我上衣的大补丁就是她为我补的，昔日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由于敌人的干扰，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城乡隔绝，供给非常困难。很少的月津贴，三、四个月没有发放。有点积蓄的老同志和有家庭支持的新同志，偶尔尚可补充些日常洗漱用品，我和鸣钟真是一文不名了。同学们戏称我们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一天下河洗漱时，鸣钟的牙刷不慎掉到河底却无力另买，我们就两人共用一把。内裤坏了就改成三角裤，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就把破洞剪去再缝起来。二人共有三条裤子就轮流换洗。我的鞋子头通底落，老张同志从包袱里拿出珍藏的一双黑胶底新帆布鞋，说"渡江时没穿，现送你穿它过龙河吧。"我说，"要脚上那双旧的就够意思了，新的还是你穿。"推来推去，老张急得骂了起来。"小资产意识，懂得什么叫阶级友爱吗？"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竟说不出一个谢字来。５０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好象就在昨天。不知他还健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