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饮流年
时间：2021-04-29 00:00: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许多事早就忘记了，许多事记得却不想再记得。去记忆中翻腾有时候有味，有时候又并不是使人怡然的事情。
下面这些片断，乃柏立女士寄来她父亲的书稿《柏原流年》所引起。
我能回忆的只能是一些寻常小事，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特别是南下前就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才能写出轰轰烈烈岁月里有意思的经历来。
我最初进的那家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初几度易名。我进去时叫湘翰印刷厂，那时还没解放；一解放就叫湖南省人民印刷厂，后被划规新湖南报社管辖，改称新湖南报印刷厂；最后从新湖南报社分出来，称湖南省新华印刷厂至今。
在这家工厂还是新湖南报印刷厂的时候，我们厂里的青年工人星期六喜欢去报社跳交际舞(就是这样叫的，叫跳交际舞)。第一次工会组织我们去跳舞都不懂是怎么回事。吃晚饭时高音喇叭已经通知全厂职工，“想去报社跳交际舞的同志七点钟请到操坪集合，整队前往”。那次由杨治凡出面组织。杨治凡做校对，厂里唯一的知识分子，一个热心肠的人。只有十几个人，杨治凡见我穿的蓝布内裤旧背心说，“去换条长裤吧，也不好穿背心。”
报社新建的大楼在经武路。三楼南头的会议室，在星期六就做了舞厅。报社到底是报社，放的唱片比厂里的高级。我不大跳，多半坐在一旁看和听。那时我十二三岁吧?女同志对这年纪的男孩子提不起兴趣来。好在还有两个比我年长一两岁的师兄，我们坐厌了就去舞池边边上一二三。
有回舞会上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搞不清楚。从看见他起我就一直盯着他。整个舞会放光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他身膀直挺，舞步刚健，我这才晓得交际舞可以跳得如此优雅。和他比，其他人多显得粗笨；比方跟我同车间的一位年轻师傅，他一下舞池就使人想起类人猿。
但我景仰的这个人来得少，好像不过一两次，后来竟至无影无踪了。
这个人就是柏原。一个风标颖彻的伟丈夫。
当然，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多年之后，大体是在经历了两件规模空前的大事之后，这两件事一件是反右，一件是大跃进。
工厂从柑子园搬到了湘春路。厂门朝南，对面是妇幼保健院。大门后的水泥通道宽敞，两部大货车并排着。大跃进时这条通道上东边是一排炼钢炉，职工同志们把家里的烂铁锅、瓮罈盖、火钳捐献出来了，我们为超英赶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位老师傅说了一句“这也炼得钢”?他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鸣大放时这条通道上只见大字报，也是在东边。说这是帮助党整风。大字报栏的上方有好长一绺大红字，写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人动员过我写大字报，要我表现积极点。在工厂里我是落后分子，确想趁机充积极，但我对党实在一点意见也没有，写不出来。
人们措手不及，大鸣大放演变成反右。运动尾声时，工厂揪出了杨治凡这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几个舞瘾特别重的人。他们几个人平日惦记着周末的舞票，于是分工搞舞票，有某人是“外交部长”，某人是“联络部长”的玩笑话。这就成了铁证。这就成了反革命集团。工人不会划右派，没有学历不是干部不够资格当右派。这几个喜欢跳舞的人是成了团，要不成团，只会打成“坏分子”而不致于“反革命”。
幸亏我写不出大字报。不然，坏分子!比右派难听得多。
说起这些事，其实是模模糊糊的，先后次序都可能搞错。这是吃了不写日记的亏。我不写日记是没什么好写，初一十五差不多；再一个原因是写不好字，痛苦的是我偏晓得字要怎样才叫好。看着自己一手猫呕的字，抑制了提笔的兴致，所以我这辈子没有日记。
柏原有日记，把他打成极右分子的材料都出自他私下里写的字。他的日记中记了一句恩格斯的话：“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这证明了他的“反动透顶”。整人的人有一套上纲上线、分析提高的技术，看是什么人，欲加其罪的人就是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也能分析出“狼子野心”来。
1958年春节过后，新湖南报社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柏原的处分是最重一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听到这样的处分很平静，报社编辑部有半数人是右派，老战友老领导是右派的不乏其人，他要不是右派反倒会有些尴尬。
他被送去株洲劳动教养。在前后差不多的日子里，全国有近百万受过完整教育、智力充分发达的人被送去劳动教养。
柏原于新事物也有盲点，他只晓得劳动改造不晓得劳动教养。到劳教所后搞清楚了，劳动改造有刑期，劳动教养不定期，说你教养好了就放你走，说你没教养好就留下来再教养教养。
那阵子我们总是碰到“史无前例”的事。“自然灾害”也凑在一连串的“史无前例”之后来了。我们吃不饱，我们嘴馋，容易买到的只有自来水加糖精做的冰棒。水肿病使我们都胖了，一街的胖子猴起手吃冰棒。冬天里长沙市街头，上下飞舞的不是落叶，比冰棒更冰的风，卷起满城冰棒纸团团转。好像就在这奇观过去后不久，柏原解除了劳动教养，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他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到我们工厂来了。我们这就认识了。他还像我多年前初见时一样清朗，没有逆境中的窘逼相。
他先在工厂的红专学校教高中语文课，后来又在红专大学教中文。我是工人，要上班，星期日或他没有课的晚上，我们有时在一起。那时他住经武路，一栋两层楼还是三层楼的红砖房。从北面的侧门进去有一条过道，右边是楼梯，楼梯下狭长的小问，就是他的书房兼卧室。我想过那是他自己用木板隔出的天地，也可能是申请来的原来放置扫把、拖把、戳箕的杂屋。楼梯对面四四方方的大房，住着他妻儿五口，紧邻的西面也是同样的房子，住着邓钧洪夫妇和他们的天才儿女们(其子邓晓芒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其女邓小华今天是名作家残雪)。
邓钧洪是新湖南报社原社长，一位耿介的知识分子；寡言，多数时间沉默，或许是无法中断的沉思。
他们是老战友。从冀察热辽中央机关报《群众日报》起他们就在一起工作。
柏原穿过两道封锁线到达解放区之初并不在群众日报社，那时群众日报是李锐当社长。有一天，李锐传来口信，希望能在报社见一见柏原同志。不久，他们在报社见面了。再不久，柏原调到了群众日报社。
群众日报社曾派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记者团赴锦州随军采访，邓钧洪是领导，柏原是记者团成员。现在两位都成了迷途流荡、思斗升之水不得的涸鲋，相视无言的时候多。虽然他们不再是党员，在心中，在思维习惯上，纪律仍然有约束力。他们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思考。
从前文士落魄，可以疏狂，可以放浪，他们却放浪疏狂不得。学生时代植根于心灵深处的信念犹存，无论遭到怎样的贬斥，也做不到身心直下透脱。就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人家是把你扫地出门，视你为敌，而在他们心里，或许还有这是组织安排的想法。
我们蜷缩在楼梯下聊天，柏原坐床，我坐蛤蟆凳。他读书、备课、改作业都在床前的小条桌上。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