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时间：2021-04-11 12:01: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古代文书形态及其行政运作，是目前中外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对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唐高宗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进行的再整理与研究，发现《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中两件文书不能直接缀合，它们皆属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定名恐误。《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中，第1316行、第1718行两件残片同样不能直接缀合。在考定这些残片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整个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进行重新整理编排，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献；安西都护府案卷；关文；缀合；定名
荣新江教授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中，收录了一批2006年征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第三三号《唐永徽五年（655）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第三四号《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①，系整理者经过悉心缀合而成的两组唐代官文书，极富研究价值。雷闻先生所撰《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一文②，对两组文书有介绍和研究。已有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文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在研读两组文书过程中，受教匪浅，然也产生了若干不成熟的想法，谨以就教学界师友与同行专家。
一、关于《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
检函等事》的缀合与定名问题《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存10行，兹先录文如下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录文，主要依据原文书整理者的释文，至于重新整理的录文，详见正文第三节。下同，不另注。5廿五日
据题解，本件由2006TZJI：008（第14行，以下简称“残片（一）”）、2006TZJI：003（第510行，以下简称“残片（二）”）两残片缀合而成。整理者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指出张洛又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所出《唐永徽元年（650）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并疑其与同墓所出《唐贞观廿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中的“史张守洛”为同一人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03页。。
关于该文书的性质，从拟题看，整理者判定为安西都护府下给交河县的符文，裴成国先生《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一文更直接指出，“此件文书是安西都护府为检交河县的函和斗等而下的符”。这一判断，与题解所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似有牴牾。毕竟“符”与“牒”，是唐代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文，更何况当时的县衙并无吏员“府”的设置。据《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唐代县衙吏员只有“佐”、“史”，并无“府”。地方行政机构中，只有都护府、都督府才有“府”的设置，一般州的吏员也只有“佐”、“史”，而无“府”李林甫等撰，陈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0753页。。文书中张洛的身份既为“府”，显然并非交河县吏员。因此，题解所谓“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的这一判断，或为笔误。
文书第2行所记“准状，符到（奉行）”，当即文书整理者和裴成国氏最终判断其性质为“符”的依据。不过，如果考虑唐代符文的基本格式，以及此件文书与其他安西都护府文书（安门案卷）同出一组鞋面的实际情况，则文书的性质是否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就值得斟酌了。换言之，如果其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交河县实为收文单位，文书应在交河县官衙，何以该“符”会与大致同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混在一起？而且，作为正式下发的“符”文，其文尾能否接续第5行以后的“石函”、“”等内容，也需要考虑。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第5行所记“廿五日”三字，为何人所书？作为府吏的张洛，能否签署这样的字眼？这恐怕已直接关涉到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的问题了。
据文书图版，两件残片书法相近，且第5行“廿五日”三字的接缝口处，似乎也存在前后吻合的痕迹，则二者的缀合，表面看上去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若仔细推敲，又感觉这一缀合存有若干疑问，因为我们没法对整件文书进行合理而贯通的解释，尤其是“府张洛”之后的“廿五日”三字签署，殊难理解。换言之，如果这一缀合成立，按文书处理程式，可知“廿五日”三字，实由“府张洛”签署。然张洛身份仅为区区一小府吏，恐怕还没有资格和权力签署这样的字眼。因为在目前所知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代官府文案的处理，只有长官、通判官、判官，才有资格和权力签署“某某日”这样的字眼。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兹举一例简要说明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系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户曹审批过所的文案，长达188行，内容相对完整，其中“某某日”的签署者，分别为户曹参军“元”、功曹参军“九思”、长史“齐晏”、别驾“崇”、都督“斛斯”，未有一例由“府”或“史”之类小吏签署者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1296页。关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长官、通判官、判官的考证，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4344、88、118119页。。据此可以判断，“廿五日”三字，只能是文书所在官府判官或通判官、长官的签署，绝非“府”张洛所能为。又此三字后所记内容，乃有关“石函”、“”的牒文，并无其他官员的签署，可知签署者当为安西都护府某判官。明乎此，则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另外，两件残片分属什么性质的文书？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一体性？恐怕也需要认真辨析。如果判断残片（一）是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正式“符”文，则其书写格式应与唐代“符文”格式相当，其后能否接续残片（二）这样的内容？如果不是“符文”，它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书？其后部残缺内容应该为何？同样，残片（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总之，残片（一）与残片（二）能否直接缀合，关键在于二者的内容和性质是否存在一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