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积极和平主义”的三重特性评析
时间：2021-02-26 00: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积极和平主义”被安倍内阁定位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意指日本要从一直以来的“热爱和平”、“支持和平”国家转变为积极“缔造和平”的力量。但其本质是安倍借和平之名行修改宪法、扩充军备，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它具有理念的偷换性、目标的两全性及路径的危险性这三重特性，意味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将进一步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关键词安倍内阁“积极和平主义”集体自卫权中日关系
“积极和平主义”（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理论源头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其概念最早则出现于2004年，意指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 伊藤憲一：《新·戦争論積極的平和主義への提言》，新潮社2007年版，第176页。安倍晋三重新组阁后又将之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并以之为指导方针和行动目标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但它有理念的偷换性、目标的两全性及路径的危险性这三重特性，意味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巨大转变，即借和平之名行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更为重要的是，安倍在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处处以中国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假想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其结果势将导致本已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理念的偷换性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意指日本在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上坚持和平主义理念，对国际事务秉持最大限度的不介入、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尽可能地在经贸、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这一理念始自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的两方面社会改造，一是美国对日本进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二是经历战争的一代人基于惨烈的战争记忆产生的忏悔和反省，而二者的结合奠定了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地，和平主义原则还被纳入到《日本国宪法》中，如第九条中“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就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概言之，和平主义入宪不但意味着和平的理念有了法源基础和政治保障，更可视为日本在总结战争教训之后向国际社会允诺的价值公约。
回顾战后日本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其能在战争的废墟中仅用了20年的时间便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是与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还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许，如温家宝就曾高度评价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作为贵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温家宝：《 为了友谊与合作——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12/content_5968135.htm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步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日本也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认为经济上的日美欧三极应适时转化为政治三极。如时任首相的海部俊树就明确表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首度表达了要与美欧共同主导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栗山尚一也在《外交论坛》上撰文提出了“五五三理论”，认为日美欧是国际格局中的三极，不但各自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且在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三大基本价值观上也是一致的，因此三方应依据强大的政治能量和共同价值观实现冷战后三极共管的世界，而日本则“必须尽快地从中小国家的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 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载《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第5期。1993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又进一步提出，为了维持、促进世界整体的和平与繁荣，日美欧的责任和作用尤为重大。《平成5年版外交青書》，日本外务省网，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3_1/h05-1-2-2-1.htm#a7
以此为背景，日本国内涌现出了各种“新和平主义”政治思潮，倡议的口号有“全球和平主义”、“能动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及“积极和平主义”等不一而足。其共同点在于都是针对传统的和平主义而提出，认为这种和平主义是消极的“一国和平主义”，既不能适应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更成为日本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掣肘。要改变这种不合时宜性，日本必须作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主力，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从原有的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国家转变成主动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的“和平缔造者”。在行动上，日本对外军事活动也发生了从最初参加柬埔寨、莫桑比克、戈兰高地等地远离直接交火区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到“9·11事件”后派遣自卫队主动为美军攻打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转变。2009年10月，日本著名智库“日本国际论坛”曾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战略报告，内容包括明确建议日本应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建立日本情报体制、强化日美对华战略等。但当时恰逢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其建议内容遂被暂时搁置。 王珊：《安倍政权“积极和平主义”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
安倍二度执政后，首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是2013年9月，他在访美时指出日本将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更积极地为世界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并强调说“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就是促使日本成为自豪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安倍晋三：《日本の決意》，新潮社2014年版，第26、27页。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将“积极和平主义”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并以之为指导方针和行动目标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年伊始，安倍在国会演讲中又提出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推进新年度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无独有偶，在外务省编制的2014年度预算案也将其作为增加预算的一个依据，提出通过提升外交能力，贯彻“积极和平主义”。此外，自民党更在2014年工作方针中明确表态支持“积极和平主义”，并为之致力于国际贡献、开展外交活动。与此同时，安倍还在国内外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标榜“积极和平主义”，大有将之作为日本国家的新形象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