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后人的人生际遇:人生际遇

　　 韩复榘，字向方，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
　　 韩复榘1890年出生。十四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即一代名士高步瀛的侄女。韩复榘共育有四子，高艺珍为他生育了三个：长子韩嗣燮 ，最终死于精神病院；二子韩嗣�，1949年考入华北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后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三子韩嗣辉曾在四川军校受军事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某交通部门任职。
　　 小妾“红菊花”为他生育了第四子韩嗣煌，留学奥地利，后回国定居。
　　 韩复榘生前死后，始终被传言包围。这位著名大军阀的后代们，其生活鲜为人知。
　　 韩子华，即韩嗣�。1923年生于北京南苑。韩复榘次子。1942年进入北平中国大学，1945年进入乐山武汉大学。1949年在华北人民大学学习。1949年参军入伍。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6年在甘肃某电力学校任教。1979年，“右派”被平反。后任兰州市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1984年后任甘肃省民革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
　　韩复榘的四子一女
　　 韩子华是韩复榘所育四子中唯一健在的儿子。2011年4月底，笔者怀着一种无以言说的心情，敲开了八十八岁的韩子华位于北京天通苑的家。
　　 高艺珍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高步瀛的侄女。高步瀛原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鲁迅曾与他同在社会教育司共事，时任佥事，为其下属。韩子华老先生的叙述便从高步瀛开始。
　　“我称呼高先生为五姥爷。父亲的部队在北京驻军时，有时候会请教五姥爷一些诗句的出处。五姥爷满屋子都是大书架子，每次父亲一问，他就说：你去，到那个架子上去，在第几层，把那本书给我取出来，翻到多少多少页。他记忆力很好。”
　　 韩复榘的四个儿子（韩嗣燮、韩嗣�、韩嗣辉、韩嗣煌）的名字都是高步瀛起的。
　　 “他是老秀才，名字起得都不好认。我叫韩嗣�，人家开玩笑叫我‘韩四郎’，‘四郎探母’嘛。父亲去世后，我就自己改名韩子华。父亲死后，母亲怕受牵连，也曾要我们改名，有段时间我叫高子华。”
　　 但其实韩复榘还有一个女儿，叫韩嗣虑，名字也是高步瀛取的。
　　 “我的妹妹韩嗣虑是五叔的女儿，因为父亲没有生女儿，所以很想有个女儿，就把韩嗣虑过继了过来。”
　　 小弟韩嗣煌为三夫人李玉卿所生，比韩子华年幼十岁。
　　 “当时他还没有跟着我们，父亲去世三四年后他妈妈要改嫁，当时我们在上海，叔叔写信告诉了母亲。母亲让我代她回信，说三夫人还年轻，可以改嫁，但是孩子姓韩，必须留下，不能带走。三夫人不同意。经过法院判决，孩子判给了我家，母亲让我到西安接小弟回到了北平。”
　　 在父亲身边时，一到夏天，孩子们都会随父母去泰山或青岛避暑。
　　 “母亲体胖，非常怕热。在青岛山海关路十三号，我们有一所两层楼的欧式小房子，是青岛市市长、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送给父亲的。汪精卫、宋子文都曾在这里住过。这房子到现在还在，成了青岛的旅游景点，名字叫‘韩复榘别墅’。”
　　韩子华的少年时光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韩复榘儿子们的出生是与西北军的发展轨迹密切相连的。
　　 1922年左右，冯玉祥从河南到北平，西北军的家属也都来到北平，于是西北军便添了一拨小孩。
　　 “我就属于这一拨，包括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孙连仲的女儿孙慧书也都是这一拨的。”
　　 那是1923年5月8日，韩子华在北京南苑机场旁边的军营出生。
　　“冯玉祥的管理办法和带兵方式与红军、解放军有些相似，家眷在允许的条件下是可以随军的。西北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可以带家眷，打仗时送到安全地，停战时再接过来。”
　　 韩子华的哥哥韩嗣燮，1921年出生，属于在常德那一拨出生的孩子。西北军在沅江旁驻军近两年，家属也随之团聚。
　　 “我的弟弟韩嗣辉属于第三拨，他1925年出生，也是在南苑机场。1924年停战后，我们这些家属又来到北平随军。”
　　 后来，西北军的孩子们久别重逢，见面都互相询问：“你是哪一拨的？南苑那一拨的还是常德那一拨的？”
　　 无论是韩复榘的后人还是冯玉祥的后人，对西北军的南苑岁月总是津津乐道。在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里，冯玉祥的夫人刘德贞在随军家属中办了个育德女校。
　　 “我母亲高艺珍没上过学，在这个学校里半工半读，一边识字，一边织袜子。”
　　 作为随军家属子女的韩子华，并没有去上正规小学。
　　 “我家的亲戚，姑父、姨夫教我识字，我便断断续续地认识了一些字。后来家属随军到了郑州，石友三请了家庭教师，我们家没钱，驻地离石友三家不远，我就去石友三家和石友三的儿子们一起识字。记得每天早晨我自个儿提个小书包带本书，就去石友三家了。”
　　 韩子华之所以能去石友三家识字，是因为石友三的夫人与高艺珍关系不错。
　　 1935年，韩子华进入济南私立齐鲁中学就读，并未就读山东最好的中学省立一中，因为韩复榘说了，主席的孩子去公立学校念书，别人会说闲话。两年后，日本人进犯山东，韩子华辍学。齐鲁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韩子华在此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
　　 从七岁到十五岁，韩子华在山东省府大院度过了八年稳定而快乐的少年时光。
　　逃难的日子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决定逃难去西安。父亲的好友闻承烈，时任冯玉祥治安兵团兵站总监，是管火车的，他带了一列火车过来，把我们从河南漯河接到西安去了。那个时候西安是大后方，在西安待了几个月，后来日本人打潼关，把潼关占领了，我们又逃难去了湖北武汉。
　　 “在武汉，我叫高子华。日本人打到武汉，我们全家又逃难去了香港。在香港，我上了一年初中，虽然耽误了一年，但总算初中毕业了。可香港生活费太高，我们的钱不多。1939年，我们又辗转来到上海法租界，我在上海交通模范中学完成三年高中学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我们又计划跑到西安。总之，是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嘛。
　　 “我们从商丘走。母亲在上海认识的许多亲朋好友也同我们一同去西安。我们走到商丘附近时遇到一股军队，是伪军师长侯福云的部队，他在我父亲的部队当过团长。到后方去，必然要经过安徽界首，那里是‘三不管’地带，十分混乱。我们快走到界首时就很害怕了。侯福云说，别害怕，那个地方归我管。他派了个伪团长护送我们。”
　　 因为一大帮子人随行，很扎眼，走到界首时他们就过不去了，因为日本人知道了。
　　 “日本军官要找我母亲谈话，母亲和同行的团长都很害怕。我当时十九岁，母亲让我去和日本人谈。日本人还算客气地说：‘听说你们要到西安去，前面土匪多，你们东西多、女眷多，很危险，不要去了，上北平去吧。’我只好答应，他的话其实就是命令。”
　　 随行的人和韩子华他们在此分道扬镳，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北平，也有人去了西安。韩子华他们去了北平。
　　韩子华辗转多地求学
　　 1942年夏，韩子华来到北平，因为英语基础尚可，他本想报考燕京大学，但是燕京大学和北大、清华等校迁往云南，北平只有伪师大、伪北大。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没走，中国大学没有走。
　　 “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原是西北军的秘书长，他和我父亲是把兄弟，于是我就在中国大学上学了。”
　　韩子华入中国大学不久就结婚了。新娘是他父亲麾下一位师长谷良民的女儿。
　　 “父亲和他是把兄弟，我和谷家同岁的女儿谷一之从小就被包办了婚姻，是指腹为婚。”
　　 “我们逃往香港时，谷家去了四川重庆。”
　　 1942年，谷一之刚上高中没多久，谷良民认为韩家虽然出事了，但仍把女儿送了过去，他觉得做人要讲信义。
　　 “谷家特意派人把谷一之从重庆送到北平，还带着钱来的。她家有钱，我家穷。虽然老蒋给了十万块的抚恤金，但我家吃闲饭的人很多，在香港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因此，谷一之的态度其实很难得。”
　　 在中国大学就读两年，韩子华自觉“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与表弟一起去了重庆。
　　 “我和表弟徒步从河南走到湖北襄樊，再从襄樊到宜昌，到了宜昌坐船到重庆。在半路上，日本投降了！我千辛万苦到了重庆，去找重庆的教育部沦陷区学生安置委员会。以前这里是管沦陷区学生吃喝和安排上学的。但是我们却碰了壁。人家说，日本都已经投降了，哪还有沦陷区？你们还来重庆上什么学？你们还是回北平去吧。我说，我们千辛万苦，来重庆不容易啊，我们是走路走来的，有时候坐船，偶尔坐车，你们叫我们回去，那怎么行呢！但当局不予理会。我回北平没路费，就去找冯玉祥。”
　　 冯玉祥当时也在重庆，住在歌乐山。
　　 “冯玉祥招待我一顿饭，还让我去见了鹿钟麟。我将上学未成的事情告诉了冯先生。”
　　 冯玉祥慢条斯理地说：“我给你帮个忙。我别的权力没有，荐你上学还是可以的。”
　　 他对秘书说：“写封信给教育部，把他的事情给办了。”
　　“我原准备弄俩钱上西安找我叔叔去。毕竟冯玉祥没有权了，我以为教育部不会理他。我在旅馆里正打算着，冯先生的秘书来了，告诉我教育部批准了，安排好了学校。”
　　 就这样，韩子华被分到了武汉大学。
　　 “当时武大在四川乐山，我又跑到了乐山，在武汉大学上了两年。1947年，武汉大学从乐山搬回武昌，我正好毕业，直接回了北平。当时形势很紧张，路上不好走，走了两三个月，快年底了才到北平。”
　　韩子华家住西城二眼井胡同。一回到家，韩子华就去找北平市长何思源。何思源说：“现在这么乱，工作一下子不好安排。”当时北平已是人心惶惶，何思源也顾不上为韩子华安排工作，没多久他自己也被免去了市长职务。
　　 “1948年，解放军围城。母亲开始考虑是否要跑，是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当时我大哥已经住在了精神病院，我拿主意说，我们还是留下来吧。”
　　韩子华对母亲说：“父亲是蒋介石杀死的，我们再跟着蒋介石干嘛呢？有人去台湾是为了转道去美国。人家有钱，咱们去得了美国吗？”
　　韩子华参军在朝鲜立了三等功
　　 1949年2月，解放军入城后，当时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南下工作团都在招生。
　　 “都要考试，不过容易极了，似乎只要去，只要你有些文化基础，就收你。不过只招学生，不是学生不行。”
　　 这几所学校招了近十万学员，韩子华进入了吴玉章任校长的华北大学。
　　 “大概5月份，我们从北平到了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每期学习班三个月结业，培养地方干部，我在第四十八班。”
　　 在华北大学，学校突然号召学生参军。
　　 “聂荣臻认为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低，应该让知识青年参军。但吴玉章认为华北大学是培养地方干部的，怎么能参军呢？他认为这个要听上级的安排。”
　　 在聂荣臻的软磨硬泡下，吴玉章同意了。这个有四五千名学生的学校，学生开始报名参军。一开始，韩子华并不在报名名单里。
　　“我开始没有报名参军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家庭出身，心里有顾虑。”
　　班主任问韩子华为什么不报名，然后开导说：“正因为你是军阀出身，你才更应该报名打军阀、打蒋介石。”
　　韩子华参军后立即随部队开赴山西、宁夏打仗。接着又去了朝鲜。在朝鲜，韩子华立了三等功。
　　 在这期间，张学良送给韩复榘的房子被政府发还了。
　　 “这所房子，父亲原来借给戏剧家齐如山用，成了‘国剧陈列馆’。北平沦陷后，房子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没收。1949年，家中经济困难，母亲在富强胡同租房子住，就想到了这个住所。她写了个呈文送到北京市敌产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归政务院副总理、法学家董必武管。
　　 “一两个星期后，有人骑摩托车送信来，信上是董必武批示：房子发还。发还依据是：韩复榘不属奸逆，亦非战犯，其财产应予发还。”
　　韩子华举家迁到兰州
　　 抗美援朝结束后，韩子华转业去了兰州电力局。
　　 “电力局的领导知道不把家眷调过来，我肯定待不住。于是领导发话，把我爱人也接了过来。电力局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我们就把户口迁到了兰州。我上学、参军时，与谷一之老不在一起。我转业时，她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工作地点在繁华的西单，很多人劝我爱人，这工作多好，辞了多可惜。当时孩子们正在师大二附小上学，也都放弃了。就这样，我们举家迁到了兰州。刚到兰州工作没多久，我母亲就去世了。”
　　 1956年，兰州电力局成立了一个中专，韩子华去当了教导主任。
　　 “1957年‘反右’时，开始没我什么事。到1958年，因为单位里‘右派’人数不够，再加上出身问题，就把我补划进去了，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
　　 1979年，韩子华被平反，1984年被调到民革甘肃省委员会任秘书长。
　　 “我大哥因为从小就有一点精神病，病情逐渐发展，越来越严重，又受父亲被蒋介石枪杀一事刺激，病更重了。后来大哥住进北京的精神病院，在里面去世了。三弟嗣辉在成都读了黄埔军校最后一期，当时已称中央军校，毕业时，正好赶上四川解放，先后在西安运输公司及黄埔同学会工作。小弟嗣煌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电力学院研究生部(现华北电力大学)当教师，后来去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在民革北京市委任秘书长。妹妹嗣虑毕业于北京电力专科学校，是一名高级工程师。”
　　数学天才韩念国的折翼人生
　　 韩念国是韩复榘长子韩嗣燮的儿子。
　　 1950年暑假后，韩念国在北师大二附小（现北京实验二小）五年级甲班就读。一次他因顶撞了老师被要求马上通知家长到校。韩念国的姑姑来到学校和老师谈了话。老师这才知道了韩念国的家庭状况，知道他父亲有精神病，母亲已离异出走，只是跟着祖母度日。老师从此对韩念国呵护备至。
　　 1952年，韩念国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师大附中。上中学以后，学生要填报家庭出身。这时候同学才知道，韩念国是韩复榘的孙子。
　　 在1957年以前，国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韩念国的家庭出身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不久，他就显示出对数学的特殊爱好和非凡的能力。教数学的韩满庐老师和班主任李广钧老师对他进行了必要的引导，他在中学就学习完了大学二年级的数学课程。
　　1958年，韩念国中学毕业，虽然家庭出身有问题，但却意外地被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虽然就他的学业而言，应该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氛围下，能进大学之门就已不易，他当然非常高兴，决心好好学习。然而，进校三个月之后，学校却劝其退学。
　　 在1950年代，找工作相对容易。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韩念国经朋友介绍，被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录取，成为该台一名实验员。
　　 当时北京天文台正在选台址，就派韩念国跟着一些专业人员进山选址。要知道，天文台的选址条件非常苛刻，要远离大城市，有一定海拔高度。进山之后，要长期不归，因而很少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艰苦工作。韩念国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担当了这样的苦差事，而且，每当月末其他人员回城的时候，他要作为留守人员留下看摊。就这样，韩念国曾在西郊南陀山一带滞留了几个月，经常若干天不洗脸，只能勉强吃上饭。
　　当时全国处在政治运动的狂热中，但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关，政治运动的狂热性远逊于高等学校。而且，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的也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类，谁也不会想起中学生。而且，在大山里，根本看不到报纸，听不见广播，无法进行政治学习。所以，韩念国在这个狂热的年代里，在命运造成的政治死角里，安然学习、研究他的数学。他生活艰苦，思想愉快，感觉不到任何政治歧视。
　　在天文台这个顶级学者集中的地方，一名高中生无疑只能敬陪末座，然而不少天文学专家却频频向韩念国请教数学问题，他在天文台渐渐小有名气。韩念国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引起天文台领导的注意，旋被引荐给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熊庆来教授。早在1930年代初，熊教授慧眼发现华罗庚这位数学天才，眼下他对韩念国这个年轻人十分赏识，他曾对其女儿感叹说：想不到韩复榘有这样聪明的孙子！
　　 熊庆来的女儿、著名旅法力学博士熊有德回忆说：“他（韩念国）不时地会来拜访爷爷，和爷爷谈数学。爷爷的文章也不时地寄给他，他有什么文章也会寄给爷爷。这种友谊一直延续了很久。”
　　 韩念国利用业余时间在熊教授门下学习一段时间后，于1962年毅然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只有高中学历的他竟奇迹般被破格录取为北大数学力学系程民德教授的研究生。1958年与韩念国同时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杜钧福，当年如愿考上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本校研究生，而当他来研究生院报到时，却惊愕地发现韩念国比他还早到了一年。
　　 韩念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更不是“书呆子”。他坚持游泳，每天早上在校内游泳池游五百米；他欣赏交响乐，推崇柴可夫斯基；他爱唱歌，会唱《外国名歌二百首》里所有的歌，而且是用美声；他会拉手风琴，常拉《多瑙河之波》；他喜欢画画，尤其迷恋俄罗斯油画；他爱下棋，曾获全国高校围棋冠军。
　　韩念国在学校的另类表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白专”的典型，这让他的老同学杜钧福很为之担心：“我发现，他未经政治运动的锻炼，思想过于简单、危险，不懂得也不善于保护自己。”而这一切“绝非吉兆”。
　　 后来的事情果然被杜钧福言中。
　　 1966年，“文革”开始了，韩念国被认为是“白专学生”，加之家庭出身问题，很快被开除了团籍。一年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的团籍又被恢复。
　　1968年，韩念国毕业回到天文台。此时，天文台早已不是他当年离开时的情况了。政治运动的风暴早已席卷这个离现实生活最远的学术单位。他的归来，恰好送来一个批判对象，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再次遭到批判。一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韩念国为研究生毕业，应下放解放军农场锻炼。从来没在农村干过农活的韩念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然而事情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有人很快从公布的下放名单中看出了“问题”。他们贴出大字报，强烈反对“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思想极端反动”、“走白专道路”的韩念国“混在革命队伍中”到解放军农场接受锻炼。领导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及时纠正了原先的错误，为纯洁下放人员的队伍，毅然取缔了韩念国的下放资格。下放人员离开后，他被指派到锅炉房劳动一段时间，后来也没人管他了。
　　 韩念国坐在天文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干脆在自己家里，潜心钻研他的数学。就在这时，他的兴趣转向刚刚兴起的星系天文学。
　　但是，在这段时间，他尽管学业有所长进，学术成果却不十分显著。因为这时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大家忙于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没人关心科学研究，有成果也无处发表。但是，韩念国却不失时机地做了另一件为当时形势所容许做的事。这事就是，在“文革”后期，在韩念国周围聚集了几名优秀的中学毕业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学问的小组。
　　 这六名中学生中有四个是北京四中的毕业生，另两个来自北京十三中和北京六中。他们因“文革”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就自发组织了学习小组，而且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刊物《中学生》。韩念国得知这个小组的存在并结识了他们以后，决心帮助他们。他首先专门给他们开了基础数学的课程，并编写了讲义。在他的引导下，六名青年自学了大学数学基础课的全部课程，并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而且，他们进行了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训练。
　　改革开放以后，六位没读过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均走出国门继续深造。他们的名字和后来的职业是：张葆环、王世林――美国硅谷软件工程师；程汉生，在芝加哥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王明――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钱涛，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任教；陈新元――美国软件工程师。他们现今仍将韩念国尊为恩师，不时回国探望他。
　　 1999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对“六人小组”及辅导老师韩念国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
　　 1969年，美国阿波罗飞船登月成功，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天文台等研究机构开始追踪美国这一试验计划。韩念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美国飞船的轨道计算，这使中国科学家能有效地对美国飞船即时观测、拍照。
　　 熊有德说：“据说美国的卫星有可能掉在中国海面，天文台的领导让韩念国计算如果卫星掉在中国海面，那么可能在什么地方。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需要预先了解情况，以便用天文望远镜来追踪。于是韩念国来请教爷爷。爷爷说：‘韩复榘的孙子韩念国很聪明，听说他计算得不错。最后美国的卫星没有掉在中国海面，所以结果也没有用上。’”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对外联系开始恢复和建立，首先是一些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首批来华的是由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代表团。钱三强教授出面，组织了一次合作研究计划。林教授提出星系动力学研究课题，韩念国和天文台另一研究人员参加讨论并具体分析计算。因为韩念国已经得到了一些结果，这次合作研究自然很顺利地完成了，结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韩念国还和另一人合作，翻译了林教授的专著《星系螺旋结构理论》。
　　 韩念国在1978年被提拔为副研究员,是中科院“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晋升的十二名青年研究人员之一。
　　 1980年代初，韩念国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进修。一天，他开车在洛基山上兜风时发生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经抢救获救，但视神经受到损伤，视力几乎丧失。 回国后，他提前退休。
　　 退休后，韩念国有时拄着棍子在自家周围散步，有时找人下下围棋。
　　 韩念国的两个女儿先后留学并移居美国。■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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