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漂泊中的黄永玉_2016年黄永玉作品价格

　　一个历史的巧合:从1937年春天,十三岁时独自离开故乡凤凰,前往厦门集美学校念书,1939年又流浪到安溪,至1946年春天与张梅溪结婚成家,黄永玉的八年漂泊,正好与抗日战争的八年差不多重叠。一个人悲欢离合的漂泊故事,从而也就与一个民族的命运起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集美到德化
　　
　　离开集美纯属偶然,那是因为一次打架闯了祸。早在凤凰,十来岁的黄永玉因习练过一段时间的武术,就如许多尚武的凤凰人一样,崇拜舞棍弄剑的英雄,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尚武甚至一时颇有名气,在两派小孩子打群架时,他总是一派“带头大哥”的风范,颇有号召力。这就难怪,他到集美后,弟弟们还从凤凰来信说:“大哥,你快回来吧!你回来我们就不会受人欺负了。”
　　在安溪,他又一次挺身“参战”,在集美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主力”,结果打伤了别人,自己头上也被打破三处。学校虽没有开除他,但决定给他记过和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促使他决定弃校而去。
　　于是,刚刚度过了十五岁的生日,黄永玉即从安溪流浪到福建另一个山区小城德化,寄居在一位朋友所开面馆的阁楼上。在朋友的帮助下,黄永玉在一个瓷器小作坊当小工,开始虽无报酬,却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伙食极差,却也心安理得,毕竟他可以自食其力了。
　　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人,他们年龄相仿,且均离开学校不久。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小阁楼就成了他们海阔天空畅谈不已的世界。每逢休息日,几个人还结伴到税务局门口去看贴在墙上的报纸。
　　离开集美,黄永玉仍无法放弃对木刻的爱好,他的热情也感染了大家。阁楼上的四个年轻人居然形成了共同爱好,组成了一个学习木刻的小集体。
　　有一回,我们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卖木刻刀的广告,高兴得使我们狂跳起来。我们按照报上开列的价钱,省吃俭用地集了三个多月,连寄费一共弄齐四元两角钱,还附了一封近乎是四个人自传似的热情的信,寄到卖木刻刀的浙江金华去。过了几乎是绝望的六个月,我们终于收到了邮局的通知单。几个年轻人奔走相告,然后一齐向邮局跑去,抢劫似的领出了木刻刀,回到我们的小阁楼上。我们打开包裹,发现盼望半年的木刻刀中,有一把小圆刀已经给碰断了。这使得我们伤心到了极点……不管怎样,我们集体学习木刻的工作就正式地开始了。(黄永玉,《蜜泪》)
　　战争在继续,几个年轻人在瓷器之乡,以他们的方式沉溺于艺术梦想之中,忘记了日子的艰辛。
　　
　　泉州“战地服务团”
　　
　　又一次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尚武”之举,让黄永玉不得不离开生活不到两年的德化小城,再度踏上漂泊之路。
　　木刻小组中有位当过小学教员的朋友,妻子被人玷污。消息传来,几个小伙子都为之气愤。一个晚上,趁着朦胧夜色,黄永玉与另外两个学木刻的伙伴,悄悄来到恶人的住所门口,见一个人影从屋中走出,迎面冲上去就是一顿痛打。打后方知,被打者并非侮辱朋友之妻的恶人,而是当地的保甲长之类的人士。
　　惹了祸,只得逃之夭夭。泉州有新结识的朋友,为他提供暂栖之地。他启程前往,时间大约在1941年春天。在他的流浪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地名――泉州。
　　抵达泉州不久,他有幸进入福建省地方保安军所属“战地服务团”,远离家乡的漂泊者,在校园之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集体。
　　 “战地服务团”的概念,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有由战地救护人员组成的“美国战地服务团”,当时活跃于欧洲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组织继续存在,并延伸至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各国学生进行救护方面的学习与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组织在世界各战场再度发挥作用。
　　中国的“战地服务团”诞生于抗战爆发之后。在中国,“战地服务团”出现伊始即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侧重的不是医护,而是政治宣传和文艺演出,故参加者以作家、艺术家为主。
　　泉州“战地服务团”选中黄永玉,因为他们正好需要一个美工,为演出绘制布景和海报。
　　泉州的“战地服务团”,主要任务就是排演话剧。当美工的黄永玉,开始曾被安排客串上场,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却狼狈下台,不再登场:
　　我不会演戏,一点也不会演。演戏当个传令兵,排练了两个多月只要讲一句话“报告司令员,前面发现敌人”,一上台不会讲了。然后就把幕放下来从头开始,请另外一个人代替我,排演都不要排,就能讲了。以后我的工作除了画画,就是拉幕,开幕了拉幕,就是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就刻木刻、画画、看书这样的。这个战地服务团,在当时的抗战期间对全国的青年们,特别是失学的青年无疑是一所很好很好的收容所。把这些孩子们啦,没地方去的人啦,都收容在一起。(1998年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演讲)
　　无缘登台,却使黄永玉在“战地服务团”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他有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门口挂上了“美工室”的牌子,他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排演节目上,而是集中精力刻木刻。在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也由此有了别的新内容。
　　他养了三只鸟,一条小狗。
　　他种起了水仙。水仙一簇翠绿赏心悦目,忽淡忽浓的香气,让他感受到诗意的隽永。从此,他一生对水仙钟爱不已。每到冬季,客厅和卧室里,总是少不了水仙花。他不断地描绘它们――与家乡的荷花、梅花一样,水仙是他画笔下时常出现的对象。哪怕到了晚年,也乐此不疲。“水仙花总是让我想到泉州。”他不止一次对人这么说。闻香忆早年,晚年的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进泉州的记忆。
　　
　　王大哥
　　
　　从泉州开始,踏歌而行,漂泊者的日子里有水仙花香气漫溢。在这里,黄永玉遇到了比他年长十岁左右的“战地服务团”团长王淮――王大哥。这位在他眼里亲如大哥般的团长,如霏霏春雨,潺潺溪水,润物无声。王淮沉着而坚韧,虽无湍急飞溅的气势,也非高歌的豪情,却让年轻漂泊者的日常生活不再枯燥,精神也因此变得丰润而具生机。
　　在王淮来到“战地服务团”之前,团里曾一度萧条而混乱。王淮的出现,让年轻的团员,在感到温暖的同时,更有了主心骨。在黄永玉的记忆中,王淮多才多艺,懂美术、音乐、戏剧,还擅长文学,写一手好字,性格则颇为自在洒脱。“一个新的灵魂带进了团里。”黄永玉这样说。
　　夏天时,黄永玉丢失了被子,暂无钱购买新的。谁知转眼秋风刮起,天气骤冷,而他身下仍铺着凉席,身上只盖有一条薄薄床单,夜里冻得浑身发抖。王淮住在隔壁,第二天一大早来看黄永玉,摸摸被单,说,隔壁都能听见你一夜的发抖。不管黄永玉如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王淮还是二话没说,拉着他就上街为他买来一套被子、枕头、床单。“王大哥歪着头欣赏着变了样的床铺,装成傻兮兮的样子说:‘哎呀,哪位少爷的新床铺呀?’”黄永玉的记忆里,常常浮现当年的这种情景。王淮虽被喊做“大哥”,却分明有父辈般的细心与关爱,而风趣一笑,又给黄永玉带来轻松与快乐。
　　与剧团的小伙伴们相比,暂无表演才能而无缘舞台的黄永玉,在他的工作间里却有了意外的收获。王淮欣喜地发现眼前这位年轻人,居然迷恋木刻,随后就倡议帮他印制了毕生的第一本画册――木刻集《闽江烽火》。手印木刻集《闽江烽火》,收录黄永玉作品二十五幅,印数二十册。遗憾的是,不仅黄永玉本人无保留本,世间也难觅踪影,我们既无从领略黄永玉早期木刻创作的面貌,也无法获知王淮的序言到底为什么如“定交书”一样令黄永玉难忘终生。不过他在回忆中,还是为我们转述了王淮所发表的令他难忘的议论:
　　你也要在画画刻木刻上头去体会那一点“平常”,不要动不动就夸张。艺术最高的境界是随心所欲。能随心所欲的基本功就是仔细地观察生活,储存起来。
　　我讲的跟进美专是两码事。进不了美专就不要害单相思。你有你的天地,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要读书,不读书而观察生活等于零,因为你没有文化,没有消化生活的武器。技法是很快就学得会的,不要迷信,也不要轻视,世界上哪里有不会画画的画家?(黄永玉,《蜜泪》)
　　这些记忆中的王淮的教诲,显然不限于一位兄长的启迪,它们融进了黄永玉后来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感悟。在相继结束走出凤凰、求学集美、逗留德化等阶段之后,那个十二三岁的漂泊者,已经走过了五年多艰难旅程。他已经十八岁了。
　　十八岁,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常常是个人的发展开始定型甚至获得成功的年龄。对黄永玉来说,此时的确到了人生的转折期。王淮的出现,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在泉州“战地服务团”,在王大哥的熏陶下,一本薄薄的木刻集,一番如同心理老师一般的鼓励和诱导,仿佛一下子让这个漂泊者更加自信,俨然成熟起来。
　　在泉州“战地服务团”的时间,前后三个年头。1943年秋天,“战地服务团”被迫解散,大家各奔东西。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者如黄永玉等三四人,则由王淮带着,在福建非沦陷区四处流浪。半年后,他们最终决定还是与王淮分手,各自闯荡天下。
　　王淮的政治背景,对于黄永玉一直是个谜。他说,一次无意间他曾在王淮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便好奇地翻了翻。后来,他揣测,王淮应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自分手后,黄永玉再也没有见到过王淮。“文革”之后,黄永玉才获悉王淮的最后下落,在台湾暴露了身份而被处决。“过了三十多年的失掉音信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因为受到了一种极特殊、极遥远的告密和陷害,死得非常壮烈。”他这样写道。
　　“这么说,王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有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女儿名叫阿乖。”他用这么一句平淡无奇却又思念无限的话,结束了王淮故事的叙述,就仿佛为自己浪漫而感伤的又一段漂泊,画上了一个句号。
　　
　　开启艺术之路
　　
　　自离开泉州后,短短两年左右时间,黄永玉又行走了不少地方。在长乐,黄永玉担任过培青中学的美术教员;在赣州,怀揣王淮的举荐信,他顺利地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几个月后,他又离开赣州,跟随担任信丰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司徒阳,前往信丰县……
　　在信丰,黄永玉结交了新的文学界朋友,他们中间,有流浪而来的年轻作家和诗人谷斯范、雷石榆、野曼、林紫群等。他们在信丰写诗,写小说,还办了一份报纸。浸染于木刻艺术之中的黄永玉,因结识他们而有了文学的激发。在诗人野曼、雷石榆的影响下,黄永玉开始写诗。1937年,初到集美学校时,十三岁的他曾写诗一首寄回凤凰,抒发思乡之情,那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兴之所至,从未想到过自己将会与文学结缘,甚至终生钟爱诗歌,并将之作为未来几十年间从未停止过的写作体裁。如今,在信丰,文学写作有了新的意义。他与诗人作家们在一起,感受到文学与木刻不一样的另外一种表达的冲动。他写诗,并发表在野曼他们编辑的报纸副刊上。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查阅到这份战火中的小报,无法了解其诗歌的具体内容,也就只能根据他的回忆得知其文学的这一正式起步过程。
　　写诗虽偶尔为之,但对黄永玉未来的艺术发展,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内在影响。换一句话说,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他结伴而行,在艺术风格的探索、形成过程中,因文学元素的渗透,他的各种艺术形式作品的创作才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人不一样的特性。
　　早在漂泊集美和德化期间开始学习木刻之时,黄永玉已表现出对世界文学经典作家的喜爱,他们渐渐成了他的木刻对象。来到信丰,他创作了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的肖像,创作了但丁的《失乐园》,他甚至还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姿势,创作了一幅《自刻像》。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已散失。
　　在信丰,通过野曼的介绍,黄永玉为彭燕郊、黎焚薰的新诗配木刻插图,发表在野曼所编的报纸副刊上。虽然这些插图我们暂时无缘看到,但他为贺宜的《野旋的童话》一书所配的插图,则有数幅留传下来。
　　为《野旋的童话》所配的插图,均是动物形象:猫头鹰、鱼、奶牛、狐狸、猴子。颇有意味的是,这批插图的创作,注定使黄永玉与动物形象的艺术创作从此不可分离。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木刻、国画、油画、雕塑,动物都是在黄永玉手下经常出现的形象。猫头鹰和猴子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早期的猫头鹰画标志着他的木刻创作正式登上大雅之堂,“文革”后期的“黑画”猫头鹰,则使他的命运随着时代风波而大落大起;早年刻童话中的猴子形象,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自己索性养了一只猴子,而这只猴子的夭折,刺激他再作一幅猴子木刻,这幅猴子木刻1980年成为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上的形象……常说一位艺术家有持久不变的兴趣与爱好,而兴趣与爱好又能深深影响他的审美与灵感,在黄永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这便是信丰对于黄永玉艺术道路的意义。有谁能想到,在信丰不到一年的艺术创作,与一个人的未来,竟有如此直接而深厚的历史渊源?
　　小号吹响爱情
　　再看黄永玉的人生在信丰的里程碑上如何镌刻。
　　先读读黄永玉写下的诗句:
　　你,这个褐色皮肤
　　大眼睛的女孩
　　向我的窗户走来。
　　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
　　我们是洪荒时代
　　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
　　严肃的书信,
　　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
　　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
　　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
　　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
　　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
　　(黄永玉,《老婆呀,不要哭》)
　　这些描写初恋的诗句,写于1979年前后,此时黄永玉正在中央美院位于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里参加劳动锻炼。在承受劳动艰辛与精神折磨之际,思念妻子,回味初恋,使他有了创作诗歌的冲动。
　　人的一生,有这样的回想,有这样的诗意连接,值得长久珍惜。
　　且回到1944年的信丰。
　　向黄永玉窗口走来的“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是一位广东姑娘,与黄永玉年龄相仿,她叫张梅溪――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梅溪。其父亲是客家人,曾是广东一名地位不低的军官,家境富裕。抗战爆发,广东沦陷,父亲率全家移居于赣南。梅溪爱唱歌,爱画画,后来还创作童话。1944年,年轻的梅溪,离开父母,来到信丰,喜爱文艺的她,如黄永玉一样,也成了民众教育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走进信丰时,黄永玉随身带有一支法国小号,这是他在长乐担任中学教员期间节衣缩食在福州一家百货店买下的。他回忆说,在集美,音乐老师曾教他们读五线谱。学吹小号,则是在泉州“战地服务团”。读多了世界名著,他羡慕小说中那些漂泊者的浪漫,想象着自己带上一支小号四处流浪,自得其乐。
　　认识梅溪后,小号真的演绎出浪漫:
　　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那时,我刚刚熟悉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黄永玉,《音乐札记》)
　　开始追求梅溪时,黄永玉有一位“竞争对手”,对方是一名飞行员,潇洒,英俊,常骑一匹白马,停留在梅溪驻地旁的树林里。
　　梅溪最终选择了站在窗前吹着小号的这位贫穷、野性十足、四处流浪的年轻艺术家。崇拜艺术,渴望浪漫,喜欢张扬与浪漫的个性,或许正是年轻梅溪与黄永玉的情感基础。
　　再过许多年,年过八十的黄永玉,在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的采访时,又一次回想当年,谈初恋以及随之而来的梅溪“私奔”。在许多次的讲述中,这是他讲得最生动的一次。
　　黄永玉:有一天,我没有钱,我大概有八毛钱吧,有块木刻板,很想买,很好的梨木板。但是头发很长,那个时候不兴留长头发,我想理发,理发那就没有木板了,买了木板就不能理发。她说“你去理发吧”,我说“理发木板就没有了”。“那我送你一块木板吧。”怎么好要她送,不太好意思。好吧,去理发了。理完发我想:“万一她不送怎么办?”
　　杨澜:您还在想这个问题。
　　黄永玉:后来不送那就糟糕了,到后来她真的送了一块木板给我。
　　杨澜:那说明对您也有点儿意思。
　　黄永玉:有一天我就问她,我说……就是和她逃跑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大概她知道是我,我说“那就是我了”。
　　杨澜:她怎么回答的呢?
　　黄永玉:她说“好吧”。大概是这样的。
　　杨澜:但是她的家庭是挺反对你们结合的。
　　黄永玉:她家里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反对得厉害。后来我就到赣州,到了赣州我在报馆工作,她的家里就把她带走了。我正在难过,在报馆工作难过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个电话,她从赣州打来的,她跑过来了。她没有钱怎么跑的呢?演剧队的人也在韶关,都是党员,地下党。他们就把金链子借给她,她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就是那种运货的车子来了。
　　杨澜:就是来找你。
　　黄永玉:来找我,到了赣州。我就借了个自行车,奔一百二十里,骑到离赣州十多里时,黑了,完全不能骑了。住了个鸡毛店,真是鸡毛作被子,散的鸡毛盖在身上……第二天一大早把鸡毛拍了,头发上都是鸡毛,然后再骑车。
　　后来,在赣州一个小旅店里,在一批文艺界朋友的欢笑声中,两个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回到信丰,黄永玉为梅溪刻了一幅作品《春天,大地的母亲》。
　　你的微笑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使我战胜了年轻的离别,
　　去勇敢地攻克阿波罗的城堡,
　　你的歌,使我生命的翅膀生出彩虹,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老婆呀!不要哭》)
　　漂泊者的春天,微笑着如期而至。
　　十三岁走出凤凰,二十岁走进信丰,七八年时光仿佛转眼成为过去,黄永玉的漂泊仍将继续,但他未来的一切,都将因梅溪的进入而有了全新的意义。■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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