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曹靖华】曹靖华
时间：2020-08-16 07:22: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本文作者龚人放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他与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曹靖华先生之间有着长达数十年的师生情谊。最初,是曹靖华把他带进了博大精深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殿堂,引导他走向充满艰辛又充满乐趣的翻译与教学之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曹老是他“心中的启明星”。在文中,他用充满深情的笔触回放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曹靖华先生辞世已有多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好像他仍在给我们上课,和学生促膝谈心。每当这个时候,已是耄耋之年的我,就好像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
穿一件蓝布大褂的曹教授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曹老就开始从事进步的俄国与苏联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同鲁迅、瞿秋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5年他应聘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北平东北大学讲授苏俄文学,我认识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原来在哈工大预科学习,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伪满洲实行奴化教育,1935年从哈尔滨来到北平,就读于张学良将军亲自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边政系。记得那一天我和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来上课。突然门开了,走进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先生,只见他个子不高,身着蓝布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黑布便鞋,脸上带着笑容,挥手向学生们致意。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别看这位著名的教授和翻译家衣着朴素,神态谦逊和蔼,说话还带着河南口音,丝毫没有在莫斯科吃过黄油面包的洋教授的派头,但讲起课来语言生动,富有情趣,在讲文学选读时不仅介绍作家生平、创作活动,还联系俄国革命史实和苏联社会生活,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
从那时起,我除了在课堂上汲取知识的营养外,课余还经常向曹老师请教学习俄语的问题,打听苏联的情况,那时的进步青年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都是心向往之的。曹老师诲人不倦,对青年学生关爱备至,我只要向他请教,他都一一作答。我们师生二人接触多了,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融洽起来,久而久之成了忘年交。是他把我引进了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学殿堂,引导我在以后数十年间从事充满艰辛又充满乐趣的翻译与教学之路。
正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曹老和我们爱国学生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16日,他步行经西四、北海、前门,赶到南长街,加入学生游行队伍,几位同学兴奋之极,一拥而上,把曹老师高高地举了起来。此时从前门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面对危险,曹老和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北平东北大学失去了经济来源,几千名学生濒临断炊的境地。这时有一位姓李的教授组织了“索薪团”,用罢教的手段,企图搞垮学校,使众多爱国学生失去容身之所和受教育的机会。在此困难时刻,曹靖华先生挺身而出,他不计较个人报酬,仍按时到学校讲课,并联系当前现实,给我们讲《攻打冬宫》中夺取政权的故事,鼓舞青年学生的斗志。
与恩师一起辗转西北
七七事变后,曹老离开北平,辗转到了西安,在西北临时大学任教。随曹老之后,我和妻子曹贺也离开北平,历经艰难困苦,来到西安。我本应归入西安东北大学,然而边政系已经撤消,学生改读政治系,并取消了俄语。知道恩师在西北临时大学,我就申请转学。考试时,那位组织过“索薪团”的李教授出了一个俄文题目,要我把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苏英贸易协定》译成中文。我译完文章以后,等了一些时间没有得到录取的消息,后来曹老亲自到教务处询问,教务处的教务长将我的试卷拿给曹老看,那上面被李教授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曹老当时没说什么,后来系主任又调阅了我的试卷,通知我免试进入西北临时大学俄文商学系二年级学习。我事后揣想,曹老一定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恩师毕竟是恩师啊!
我很高兴,因为我又有机会聆听恩师讲课了,我又有机会在课上课下当面向他求教了!
不久西北临时大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并从西安迁至汉中,城固也有一部分。曹老师和师母、孩子一家人住在城固城墙根的平房里,一个月的薪金有二百多元法币。地处偏僻,生活用品比较低廉,猪肉三角钱一斤,大米三角多钱一斤,鱼也很便宜。但很快法币贬值,生活就显得紧张了。
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进步人士。1938年曹靖华和沈志远、彭迪先、韩幽桐等十三位进步教授被当局无理解聘,布告就贴在学校的东墙上。全校师生为之哗然,群起反对。我们几十名同学联名上书,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把大字报贴在当局的布告旁边。这个正义行动惹恼了当局,混在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找到我,拿着手枪逼迫我退出签名。为此事我受到汉中警备司令部的传讯,并被记录在案。曹老师被解聘后,曾找校方提出抗议,争论之中他拍案而起,愤怒地离开城固,去了重庆,在中苏友好协会主编《苏联文艺论丛》。
1941年我从西北联大毕业,尽管学习成绩优秀,有几位老师推荐我留校做助教,但学校以“警备司令部备案”为由,未予录用。后来经人介绍,才在中国银行找了一个差事。
那时候我曾打算离开中国银行,追随恩师到重庆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于是在1942年我去了一次重庆。在沙坪坝曹家,看到曹老正在门口劈柴,住的是平房。师生见面自然分外亲切,曹老那时正在翻译苏联名著《城与年》。他告诉我说,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很关心在重庆的文化人,给他们一些生活补助,但他没有要,他靠翻译的稿费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中苏友好协会办公时,晚上他就睡在书架之间临时搭的小床上。可以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的工作是繁重而又卓有成效的。这次重庆之行,虽然未能实现到中苏友协工作的愿望,但我见到老师工作好,身体健康,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北京,与恩师成为同事
1948年春,我举家北上。因为南北铁路阻断,就绕道南京、上海。那时曹老已在南京,仍供职于中苏友好协会,我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曹老和师母让我住在他们家里,一天早晨,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竟听到对方粗暴的谩骂和威胁。我不禁为之一怔。师母告诉我说:“三天两头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时还收到恐吓信,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她又向我讲了曹老一件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去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的前几天,曹老去梅园看望董必武和其他同志,回来时被特务跟踪,他在大街小巷绕圈子,却怎么也甩不掉“尾巴”。急中生智,他转回梅园,办事处用汽车送他,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危险,平安到家。谈到这时的处境,师母说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后,他们就像没有娘的孩子。由此不难想象,曹老当时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经曹老联系,不久之后地下党安排他们一家还有李何林先生,以及我们一家,经上海乘船北上,迎接解放。我先到了北平,曹老一家稍后乘船到天津,我专程从北平到天津,在海河码头把他们一家人接上岸。第二天即陪同曹老到北平,这时解放军已围城。
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邀,曹老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有一天在教工食堂里,梅贻琦问曹靖华:“现在学俄语的人很多,你一个人行吗?” 曹老想了一想,回答道:“一个人是紧点,现在缺一个教语法的。”他知道我那时正在着手编写《俄语语法》,有意推荐我也到清华任教。梅贻琦答应考虑考虑,果然两天之后校方就通知我去谈一谈 。面试是由俄籍教授用闲聊的方式和我对话,结果很让他们满意,便正式聘请我担任讲师,教授俄语语法,同时给研究生班讲俄国文学选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担任教职,我之所以当上大学老师,同曹老的举荐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是恩师领我做老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培养大批俄语人才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拟开办“俄语广播讲座” ,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曹靖华先生在被问及教师人选时,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随后,经过调查、筛选,我被定为“俄语广播讲座”的主讲人。从1949年12月5日起,每周一至周六晚到西长安街广播电台讲课,周二和周四重播录音,利用广播的形式普及俄语。据统计,仅在北京市参加学习的学员就有一万两千多人,河北、天津、东北和上海等地的电台也转播这个讲座,听众就更多了。曹老对“俄语广播讲座”很关心,经常询问有关情况,当我告诉他学员们学习俄语的热情很高时,他也十分激动,一再勉励我要为培养俄语人才尽最大的努力。
记得那时我翻译了一篇题为《苏联妇女》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曹老就这篇短短的译文,给我讲了不少翻译应注意的问题:首先要选择好的作品,掌握其思想内容、语言特点,然后用相应的又是最恰当的汉语表现出来。显然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对我以后翻译文学作品大有启发和帮助。
曹老在清华任教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到了北大。我由闻家驷先生介绍,于1950年秋天也到北大西语系教俄语选修课,从此一直在北大工作了几十年。我和曹老由师生成了同事,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我的恩师!
北大外语教学原来只分西语和东语两个系,1951年又成立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由曹老担任系主任。有几年时间我任系秘书,协助曹老工作。50年代初期,北大基本上采用苏联的教学模式,俄语系聘请苏联专家讲授俄苏文学史、理论语法、语音学、修辞学等专门化课程,中国学生听不懂,课堂上还得设翻译,影响了教学效果。针对这个情况,曹老在教学研讨会上提出:“我们的俄语系是北大俄语系,不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我们的学生是中国人,不是苏联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拔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难道连安娜・卡列尼娜有几根眉毛也要讲吗?”我对此也深有同感,在发言中说过这样的意见:“他山之石,只可借鉴,不可照搬。对大学生而言,俄国文学也只能粗线条概括介绍,不宜精雕细刻,比如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一书中,贵族用的刷子就有二十五种之多,学生记住了也没有用。” 在系主任曹靖华的倡导下,中国教师在教学第一线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实践,俄语系逐步摆脱了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实际,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曹老在法宪胡同买了一处私宅,是我帮他交款并办理各种手续。曹老爱养花,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木,每当劳作回来,一跨进门槛,看见满园春色,花香袭人,就会神清气爽,困顿尽消。有了这种亲身感受,以后他才写出了像《花》那样花香四溢、感人至深的优美散文。他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几年,以后由于修建人民大会堂,把这一带的房子拆掉了,曹老只得另搬他处。我记得他前前后后共搬了四次家。
特殊年代,与恩师一起共渡劫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曹老被列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多次遭到批斗。有一天我到俄文楼,看到地上贴了五条大标语,不用说都是强加给曹老的莫须有的罪名。记得有一次开曹老的批斗会,他老人家面朝下边的群众,弯腰低头,当造反派高喊着要他“向毛主席请罪”时,曹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仍把脸朝着大家,没有转过身去向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请罪。当时我想他老人家心里肯定不服,所以用这种执拗的方式表达无言的抗议!
曹老迟迟未解放,我去干校前,他叫我写一份材料,证明他解放前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留俄同学会”。我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交给工宣队长,工宣队长对我说:“你不要因为师生关系袒护他。”我用毛主席语录回答道:“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我写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工宣队长只好说:“当然,当然。”后来曹老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说符合事实,写得不错。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后期人人都要过的一个关口,全系一百多位教师集中“圈”在一个大教室里,轮流接受审查。作为系主任的曹靖华和我们大家一起睡在地铺上。清队一个月,有人自杀了。于是管理更加严厉起来,在一教门口放了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起到监视的作用。工宣队让我值班,夜里曹老上厕所,我不放心,生怕老师出事,就跟着走过去,在厕所外面等着,直到曹老出来。
批林批孔时,北大的教授们又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考试。军、工宣队事前发布通告:“兹定于某月某日召开教授大会,除卧床不起者外,一律出席,不得请假。”当时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长长的讲课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摆着鲜花,扩音机录音机一应俱全,气氛异常隆重。一开始大家以为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殊不知是要出知识分子的洋相,给每位教授发了足足十页之多的试卷,当场测验,由工人师傅监考。我和曹老坐在一起,打开试卷一看,全是高等数学题。曹老向我嘟囔道:“半个世纪不搞数学了,这次考试是个‘创举’,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他气愤地把考卷往旁一推,我怕他的这个举动引起工宣队的注意,就赶紧小心地接过来夹在自己的卷子里。坐在前一排的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认认真真地对主考的军宣队负责人说:“报告!题目有错误。”
一个监考人员走过来,用训斥的口吻对段学复教授说:“你不用管,坐下坐下。”
“四人帮”考教授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知识愈多愈反动”,证明“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不到十分钟,教授们纷纷交卷。我乘人多的时候,把曹老的卷子和我的卷子夹在一起放在里面。往外走的时候,过来一个人对曹老说:“你给我们写一篇关于孔丘的文章吧。”
曹老想了一想,说:“不写,不写,我对孔子没有研究。”
走出教室之后,我轻声对曹老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老点点头,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这件事我在几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但仍觉得有再次强调的必要,因为它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曹老当时的思想状态。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翻译了不少作品的曹老就和朋友谈起过:翻译家为什么对语词和句子这样而不是那样译?翻译的灵活与巧妙表现在什么地方?翻译艺术的经验在哪里?这些问题翻译家都应当随时记录下来,供同行交流和后人参考。我从50年代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起,就着手收集包括曹老在内的众多翻译家的优秀译例,准备编纂一部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可是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浩劫,这一构想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我重整旗鼓的机会和勇气,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艰巨、浩繁的工程。我邀请了王秉钦、刘献洲、邓蜀平、河汉等十几位俄语界的同行,以及本系的一些中青年同事,组成了精干的班子。在编纂工作中,我常去曹老家中当面向他老人家请教,曹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有一回我到他家,曹老兴致勃勃地拿出纸和笔来,亲自题写了《俄汉文学翻译大词典》的书名交给我。2000年1月,曹老曾寄予厚望的这部大词典终于面世了,而且受到翻译界、出版界的广泛赞誉,被评为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时离他老人家去世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他为《俄汉文学翻译大词典》题写的书名虽然在出版时未能使用,但他老人家那份深深的情意已经铭刻在我心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责任编辑/金 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