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 关于民族问题的案例
时间：2020-07-16 07:27: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就是在国力空前强盛的时候，相继爆发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显示出新时期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动态与新特点。这些极端的暴力冲突不仅直接挑战我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也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受损。
从1950至1970年代，我国包括民族政策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并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消除种族歧视运动，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间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界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价值转向，并由此建构起一套渐成体系的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叙述。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实际上，在1990年代以前，西方学界专门从事中国民族政策研究的学者和代表作并不多，其论点也比较集中。1976年，美国学者德莱耶尔(June T.Dreyer)发表《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整合》，首开当代理论批评我国民族政策的先河。1989年，德国学者海博乐(Thomas Heberer)发表了《中国和它的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在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上述两部著作皆为“早期”研究我国民族政策的代表作。在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对我国民族政策提出的主要质疑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优惠政策，其真实目标是要逐步“同化”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国际上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叙述更多集中在“西藏问题”上。吊诡的是，正是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不久，198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在美国“突然”一夜成名。虽然“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试图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特别是在1959年以后，但它进入西方普通民众的视野，却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其原因正如国际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戈登斯坦(MelvynC.Goldstein)和沙伯力(BarrySautman)等人所分析的那样：“达赖喇嘛在80年代成功地争取到了西方对他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公众对他的支持，是他脱离困境的主要原因。”
“达赖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加深了我国政府在西方公众层面的“恶人形象”。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从“西藏问题”开始，中国民族问题在西方持续升温，并渐渐成为一个西方社会公众耳熟能详的“公共话题”。1990年代以后，随着苏东剧变，伴随着“西藏问题”在西方舆论中的持续发酵，“新疆问题”也渐有国际化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基金会等组织向这个领域大量投入资金，资助如“新疆工程”等研究项目，以及在“中亚研究”领域提供奖学金等。西方学界同情和支持“藏独”和“疆独”的声音甚嚣尘上，涌现出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其主流大多对我国的民族政策持批判态度。但也有一些例外。如“3・14"’事件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沙伯力发表论文，题为《餐间素食者：达赖喇嘛、战争和暴力》，批判号称“和平主义者”的达赖喇嘛在面对其“两大施主”――美国和印度发动的战争等问题上，始终持支持态度，违背“和平主义者”的原则。
西方主流学界在其研究成果中，对于我国民族政策提出的理论挑战主要来自三个维度。首先是“人权”。大量的西方研究正在创造着包含“压迫、剥夺、歧视”等意义在内的分析中国社会民族关系的语境，将我国社会主要的民族关系――即主体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不平等、不公正的民族关系”。而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结构中，少数民族成为汉族“压迫、剥夺、歧视”的对象，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在被“灭绝”。
第二个维度是“历史”。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长城内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正在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片面地重新解释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中国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的历史正当性，“新疆工程”即为一例。而强调清朝作为跨文明统治的“鞑靼帝国”而非仅仅“中国王朝”的“新清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我国官方史学的知识价值。
第三个维度是“民族理论”本身，这个问题尤为复杂。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在我国的民族理论界影响很大，也是写入《汉语词典》的权威之说。但一方面，在西方理论界，“斯大林主义”几乎是“事实上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之后，国际学界的主流理论范式已经发生深刻转向，从强调民族是血缘和历史的客观产物(“原生论”)转向强调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般的主观性群体认同(“建构论”)，而后者的理论话语至今在我国仍然仅限于学界讨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仍在延续原生论式的叙述。
不容忽视的是，西方相关理论的发展对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正在知识意义上构成严峻挑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研究者从对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论点，即中国民族政策正在人为地构建出来一些“本不存在”的少数民族，而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不同群体在文化特点、历史记忆、自我与他者认同等多个维度都缺乏某种同一性。
由此可见，今日我国的民族理论正在陷入一种话语的困境。这种困境，对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政策整合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制度功能；对外则被视为理论僵化和实践上路径依赖的象征，从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误读与曲解。在这种语境之中，中国社会民族冲突的“反体制性”被外部社会刻意强调与放大，而我国民族政策中所包含的以追求民族平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原则却被忽视、解构，甚至被解释为对少数民族进行“收买”与“控制”的工具性策略，其价值出发的善意与道义受到质疑。
总而言之，如何在民族问题叙述上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掌握国际话语权，是亟需客观应对的重大现实议题。
在笔者看来，尽管近年来民族问题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呈现出某种上升的态势，但仍然主要是一种局部性而非全局性的、观念性而非结构性的、可控制的而非失控的社会问题，极端分裂主义势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具备发动组织化社会动员的能力，民族问题对国家统一与完整的挑战仍然是潜在而非现实的严重威胁。尽管一些西方势力同情、甚至支持一些分裂主义力量，其本质用意无疑是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少数民族本身，而是意在中国。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就是典型例证。但西方舆论在文化上不断销蚀我国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威胁，需要警惕应对。在这个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我国的民族理论在知识意义上过于封闭与“滞涩”，“自说自话”，无法实现与西方知识界平等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因此，能否在民族理论层面勇于改革，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基于社会科学范式客观识别、解释问题，是完善中国叙述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我国既有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相当丰富的资源。在价值原则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民族平等及为维护民族平等而在影响社会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施行广泛的国家干预，这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优良传统。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通常过于习惯讲政治原则式的“应然”，而弱于讲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然”，因而说服力不强。另外，在实践经验的理论解释与反思上，我国基于普遍的公民权从而强化国家建构和基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从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做法，都符合国际原则及西方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兴起之后的制度惯例。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除了很多政策规定在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也需要对一些现实出现的新情况，诸如为什么会存在少数民族有时似乎对民族优惠政策“不领情”的问题，做出具有理论高度与深度的科学解释。而这种解释，不仅直接影响到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更重要的是也直接影响到当前我国如何更好地解决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路径选择。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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